王友发 西安交通大学领军学者、医学部副主任、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长，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主委
肥胖问题已跃升为全球和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挑战。今年春节档的肥胖题材电影更是引发了社会广泛讨论。值此“世界肥胖日”与全国两会之际，肥胖议题备受瞩目。为此，本刊特别专访了西安交通大学领军学者、医学部副主任、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长，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主委王友发。
《健康中国观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坚持预防为主，加强重大慢性疾病健康管理。目前我国肥胖问题的普遍程度如何？与全球趋势相比，我国肥胖问题有哪些独特之处？
王友发：肥胖流行已经成为危害全球和我国公共卫生的严重健康问题。根据世界肥胖联盟（World Obesity Federation）2024年3月发布的最新版《世界肥胖报告》，预计到2035年，全球将有33亿成年人受到超重/肥胖的影响，占成年人的54%；将有7.7亿儿童受到超重/肥胖的影响，占儿童青少年的39%。更为严重的是，全球超重肥胖呈现向中低收入国家蔓延及呈年轻化趋势。影响超重/肥胖的不健康环境也越来越复杂，城市化、塑料垃圾、缺乏体育锻炼以及动物产品消费等，一起助长着超重/肥胖的增长。报告呼吁，全球所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建立应对超重/肥胖问题框架，筹集可持续、有效的资金，促进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合作，共同应对肥胖挑战。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肥胖问题日益突出。1992年, 中国成人超重肥胖率为 20%，到2018年增加到51%，在学龄儿童中为约20%。我们的预测研究提示，如果不能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到2030年，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将达约70%，在儿童青少年中约为30%。我国在2000-2016年间成人肥胖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8%。我国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增速全球第12。超重肥胖还将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我们2021年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30年，我国归因于超重肥胖的医疗费用将达到4180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22%。
我国的超重肥胖问题与全球趋势相比有相似之处和一些不同特征，例如，增长率快，年轻化趋势明显，男孩中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女孩（约是其两倍），城乡差别大等。这是因为我国受到特有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背景、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此外，我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均衡等导致了肥胖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的差异性特征更加明显。例如，南北之间由于饮食模式不同，北方超重肥胖患病率比南方高。
《健康中国观察》：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推进，肥胖问题是否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王友发：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推进，我国肥胖问题出现新的变化趋势。这些新的趋势主要包括中国超重肥胖率在过去几十年显著增加、儿童和青少年肥胖问题加剧、城乡差异明显等，城市居民的患病率高于农村，但是其差别在不断缩小。这些趋势反映了我国人民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
应对这些新变化，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在政策上，应积极推动肥胖防控的国家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包括建立全面的肥胖防控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政府责任，强化跨机构合作，采取综合措施，开展肥胖防控。在社会层面，应改善致肥环境，支持建立健康的家庭、学校、社区和工作场所，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在技术上，利用数字健康技术，开发针对饮食、运动、体重和其他健康指标一体化管理的干预项目，为肥胖提供精准、高效的防控手段。
《健康中国观察》：导致肥胖的主要原因有哪些？肥胖对个人健康和社会公共卫生有哪些具体影响？如何从生理、心理、社会等多个层面进行分析？
王友发：导致肥胖的原因多样且复杂，包括个体、家庭、社会乃至全球贸易等很多不同层面的因素。在个体层面，主要是因为吃动不平衡、膳食不健康、身体活动不足，导致能量摄入大于能量消耗。在宏观层面，可以归因于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和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等。
从全球来看，全球食品体系的变化特别是加工食品及其市场营销的增加、经济增长等促成肥胖的主要原因。在我国，生活行为方式的转变、高脂肪饮食模式、体力活动的减少、吸烟、饮酒、老龄化、城市化、社会心理压力、环境污染、健康素养等是主要驱动因素。
肥胖不仅影响个人健康，也给社会公共卫生系统带来沉重负担。从个人健康的角度来看，肥胖不仅是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某些癌症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它还与一系列的社会和心理问题紧密相关。例如，肥胖可能导致个体自尊心受损，对个人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在社会公共卫生层面，肥胖增加了医疗保健成本，加重了医疗卫生体系的负担。
从生理角度看，应该重视遗传因素等对肥胖的影响，在生命的早期阶段，注重从孕期营养和出生体重等方面对肥胖进行防控。在心理层面上，应该重视情绪、社会压力等对肥胖的影响，提高对肥胖的重视程度。从社会角度看，应该从环境、政策、家庭、个人等多个层面为防控肥胖创造支持性的环境。
《健康中国观察》：肥胖问题在不同年龄、性别、地域和人群中是否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对肥胖防控策略的制定有何启示？
王友发：在我国，肥胖问题在不同年龄、性别、地域和人群中存在显著差异。从年龄层面看，我国超重肥胖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但在老年期略有下降。根据2022年发表的《我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显示，我国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为6.8%、肥胖率为3.6%；6~17岁儿童和青少年的超重率为11.1%、肥胖率为7.9%；成人（≥18岁）超重率为34.3%、肥胖率为16.4%。从性别层面看，男性的超重和肥胖患病率高于女性。从地域层面看，城市地区超重和肥胖患病率高于农村地区，但近年来，农村地区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迅速上升，城乡差距在逐渐缩小。
我们在制定肥胖防控策略时要充分考虑上述差异，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例如，针对儿童和青少年，应在学校和家庭中加强健康教育，鼓励体育活动。对于成年人，则需要更加关注职场健康促进和公共健康政策的实施。在城市，应注重提供便捷的健康食品选择和快速有效的运动方案。在农村，考虑到资源可能更为有限，则需要考虑通过移动健康车、远程健康教育等，提高健康服务可及性。
《健康中国观察》：在推进“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公共卫生政策及健康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如何构建更加全面、系统的肥胖防控体系？
王友发：2022年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核准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新报告，《控制肥胖加速计划：制定一套综合政策》，以此指导各国加大肥胖防控力度。我国在推进“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公共卫生政策及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应该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肥胖防控策略体系。这要求跨领域的合作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构建多元参与的肥胖防控新格局。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不断完善和落实国家和地方政策，全社会共同行动。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国家肥胖防控标准和指南，并通过财政政策支持健康教育，限制不健康生活方式。政府机构应将肥胖防控纳入日常工作，加强跨部门合作，实施专业化综合措施，并在必要时提供资金支持。
二是采取综合策略系统应对肥胖问题及其危险因素。肥胖的成因非常复杂，任何单一的措施都不能奏效。应转变观念，不仅要强调饮食和运动等行为与生活方式因素的控制，也要从教育、经济、商业、农业、城市建设等多角度消除或减少致胖因素。肥胖问题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的事，而是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每个社会成员都应从自身做起，保持健康体重。
三是以肥胖防控为健康中国建设工作的具体抓手。要把肥胖防控、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工作与健康中国建设常规工作紧密结合，落地实施。聚焦改善增加肥胖风险的不健康行为，如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缺乏身体活动、不健康的娱乐方式等。
四是创造健康的环境，促进健康行为。环境与肥胖关系密切，如城市规划、交通设施、运动设施、校园设计、农作物生产、食品加工和销售等物质环境因素，以及教育、文化、习俗等社会环境因素。应建立有利于健康和肥胖防控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和维持，保持健康体重。规范食品行业，完善食品包装和宣传。
五是完善肥胖防控卫生服务体系，形成多层次、多部门的体重管理服务和监测；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规范营养、运动和手术治疗过程；改革医疗保险政策，考虑将肥胖治疗纳入健康保险范围。需要不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提供的健康体重管理服务，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
六是明确高风险人群和脆弱人群，有针对性地实施干预。肥胖分布不均衡受个体收入、地区经济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因此要明确高风险目标人群，针对性解决、减小和预防肥胖问题，促进健康的公平性。要高度关注儿童肥胖防控，尤其是学龄儿童。我国应利用好学校的环境和相应设施，加强健康教育，促进儿童形成良好的健康观、健康生活方式和习惯。同时，把相关的理念和行为带到家庭，影响成年人。
七是加强新技术应用，尤其是智慧医疗、远程医疗、可穿戴设备及社交媒体。如通过微信群及其他新媒体技术手段和方式，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改善行为习惯与生活方式。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联结卫生服务人员和居民，提供实时的、个性化的体重管理服务，有效降低肥胖防控工作效率。
总之，目前我国处于肥胖防控的关键阶段，需要从政策、环境、社会、服务、技术等方面形成新思维、新观念、新举措，全社会共同努力，遏制肥胖流行。
《健康中国观察》：在政策层面，您希望看到哪些具体的支持和倡导措施来促进肥胖防控工作？
王友发：近年来，我国增加了对肥胖问题的关注，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行动。我们的一项研究系统梳理了我国国家层面相关的政策和行动，发现自1949年以来我国实施了70余项肥胖相关的政策或者行动，可以被分为3类:一是以营养及学校为基础的行动，例如学校营养支持计划、“国家营养校园计划”等；二是促进运动的行动，例如“快乐10分钟”“亿万学生阳光体育活动”等；三是综合行动，例如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2017-2025），以及“三减三健”行动。
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推动肥胖防控工作。2016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及在2030年前显著减缓超重/肥胖增长速度，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设定肥胖预防和控制目标。2016年12月，《“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正式呼吁对超重/肥胖等慢性病高危人群进行风险评估并提供干预指导。尤其是，2020年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六部委共同发布了《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这是关于儿童肥胖预防与控制的首个综合性国家政策文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工作目标。
然而，我国当前的肥胖防控政策不足以遏制超重肥胖率的快速增长，未来需要加大力度，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例如，我国尚未发布单独具体的成年人肥胖相关政策，多数文件为研究机构和学会发布的专家共识或指南，缺乏全面和综合的肥胖干预指导。未来肥胖防控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体系。我们也期待在母乳喂养、学生食育、全社会支持性环境建设、食品广告规范、肥胖相关健康知识传播以及肥胖治疗等方面有进一步的提升。
另外，根据国外的经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我国未来可以考虑通过税收等经济手段，促进健康饮食，例如，提高含糖饮料的价格，减少其消费量，从而减少肥胖等慢性病。强制要求食品包装上提供清晰的营养成分标签，包括热量、糖、脂肪和盐的含量，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健康的食品选择。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支持健康食品的生产和消费，限制高糖、高脂肪食品的广告和销售。这些措施可以通过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食品生产商的生产和销售，从而促进公众健康。
《健康中国观察》：我国在肥胖防控方面有哪些值得向其他国家借鉴的经验或教训？
王友发：我国在肥胖防控方面面临着多重挑战，需要借鉴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其他成功遏制肥胖流行的国家的经验。例如，通过立法和国家战略来系统化进行肥胖防治，以降低肥胖率。意大利和日本通过立法将肥胖防治纳入国家战略/行动强化，取得了一些效果，肥胖率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一直处于低水平。这种策略不仅提升了公众对肥胖严重性的认识，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还改变了社会对肥胖的偏见和歧视。同时，还提高了医疗保健系统对肥胖症的关注度，推动了针对肥胖症患者的综合治疗和支持服务，如营养咨询、心理健康支持和体重管理计划。此外，这些国家还实施了国家战略，加强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领域的肥胖症教育，激励政府采取更积极的公共卫生策略。以上这些成功的经验，都对我国肥胖防控事业有所帮助。
《健康中国观察》：在全球健康治理的大背景下，我国应如何加强与其他国家在肥胖防控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王友发：在全球化的今天，肥胖问题已成为跨国界的公共卫生挑战，我国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交流，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近些年，我们团队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肥胖联盟等）及其他国家之间在肥胖防控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积极促进健康中国和全球健康的事业发展。2017至2024年，我们团队领导举办了四届“一带一路”全球健康国际研讨会（今年6月将举办第五届会议），三届“世界肥胖日”中国高峰论坛等系列活动。同时，我们积极与国际专家合作发表肥胖防控相关论文，促进国际合作。
每年3月4日的“世界肥胖日”（WORLD OBESITY DAY）是促进中国和国际在肥胖领域合作的重要契机。这是由世界肥胖联盟（WORLD OBESITY FEDERATION）设立，旨在倡导社会共同应对肥胖这一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引起全社会对肥胖的重视和采取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大力支持“世界肥胖日”工作。
自2022年以来，在每年的世界肥胖日前后，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西安交通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与国内外机构和专家广泛合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举办 “世界肥胖日”中国高峰论坛， 发布2022年“世界肥胖日”中国主题宣传片（经新华社发布和传播），发布“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核心知识与技能十一条”“中国居民肥胖防治专家共识”“基于科学循证的有效减重方法20条”等，组织“世界肥胖日优秀科普作品征集活动”，在全国多地开展系列肥胖防控科普宣传及社区服务工作等，以推动中国肥胖防控事业，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今后这些活动需要继续下去，需要更多机构和人员的广泛参与。
在国家层面，我们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交流：
一是加强与国际多边机构的合作。我国应与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肥胖联盟等积极合作，共享经验、资源和技术，参与制定全球肥胖防控的策略和标准。
二是大力推进世界肥胖日系列活动，与世界各国分享其在肥胖防控方面的成功经验和策略，同时吸取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提高公众对肥胖问题的认识，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健康合作项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的借鉴，倡导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和应对肥胖问题，积极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四是大力支持开展跨国学术合作，通过共享数据、技术和资源等，共同提高肥胖防控的效率和效果，共同增进全人类的健康福祉，为消除全球健康不均衡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