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交大校园宁静美丽，底蕴深厚。这由无数交大人、交大事汇集而成的底蕴，不仅包含着交大人对待工作、学习的执着和追求，当然也有交大人面对生活的勇气和热爱。“七夕”来临之际，请随记者一起走近这段平凡而浪漫的交大爱情故事。

如果从相识的时间算起，汪应洛、张娴如夫妇已经一起度过了64个春秋。他和她的身份有过许多种变化：交大学子、西迁教师、教授、院士……但从未变过的是他们的交大情，还有相濡以沫、执手前行的生活。

                汪应洛院士陪夫人张娴如女士在西安交大校园

1949年，他19岁，她18岁。报考交通大学时，他们在同一个考点参加考试；被交通大学录取后，他们在体检时再度相遇；新生报到时，他们才知道，两人一同进入工业管理工程专业，成为同班同学。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他们在校园里勤奋学习。大学期间，他是团支委，她是副班长，工作接触中慢慢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亟需大批人才，学习了三年的他们提前毕业，而他首批留校。毕业分配的问题让他辗转难眠：两人在一起从未谈及工作、学习之外的其它，但不说破的话可能就永远错过了。几经思考后，故作镇定的他拿着毕业分配表走到她面前：“填表了，你看咱们怎么办？”

他觉得她单纯，有理想，两人兴趣相投颇谈得来；她觉得他有才华，两人都要求进步，目标、愿望一致。于是他们交换了钢笔，确立了恋爱关系。“那个时候对对方家庭情况都不了解，但觉得人好就行了，别的就不管了。”回想当年，他们如是说。组织上对他们也非常关心，他留校任教，而她则分配到上海电机厂。

1954年，两人登记结婚，但还未来得及举办婚礼，因为有急事，他就赶回了哈尔滨。原来留校才两个月，教育部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聘了一批苏联专家，他被安排前去学习管理研究生课程，这两年他一直在哈尔滨，只有每年暑假才可以回来一次。不会俄文要从头学，除了暑假几乎没有休息日，苞谷高粱土豆白菜的艰苦生活很快让他的胃吃不消。而她在工厂除了技术员的本职工作之外，还给工人讲课、读报、办板报，晚上自学，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也只睡4、5个小时。尽管刚刚确定恋爱关系就长期分离，但他们把精力都努力投入到工作学习中，在偶尔的闲暇中互通书信互相鼓励。

1955年，他回到上海。当时跟苏联专家学习管理专业的4个人中，只有他一人顺利毕业，用俄文写论文，俄文答辩，出色地完成了学业要求。在这期间，他写出中国第一本管理教育的书《生产组织》。7月，两人简单地办了婚礼——双方家庭一起吃了顿饭，拍了张全家福。

1956年，她调回交通大学机械系，在迁校的问题上，两人一致支持。1958年，他们殿后，带着机械系实验室所有设备迁到西安。在此后平静的岁月里，两人一心都扑在工作上。

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打成“黑帮”，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孝子贤孙”、“走资派”三顶帽子。他曾经住在牛棚里，经常挂个牌子站在台上被批斗，有时她站在一旁陪斗。那时有一些人为了表示划清界限而离婚，甚至相互揭发、相互贴大字报。但他们互相依偎给对方以温暖。“我们相信日子不会一直这样下去，我们也相信和支持对方。”

波澜之后，他们愈加珍惜被耽误的时光，转身继续投入到各自的事业中去。紧张忙碌的工作让他的身体亮了两次红灯。1994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刚刚做完报告的他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她得知消息，第一时间赶到他身边。起初他半身瘫痪，但理疗时他特别努力，意志坚强，休息不到半年，基本就正常了。第二次是2001年春节，他从外出差回来发现肠梗阻，一检查患了结肠癌，年初一动手术，而她像往常一样，一直陪在他身边。

“我之所以能恢复这么快，和她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她一直陪在我身边，我们两人在一起很默契，心情很好。”他说。

“他看问题特别开朗，总是从好的方面想。脑溢血那次，他就说，幸好我不是半夜在家里，否则你一人怎么搬得动我；幸好我还没去新疆开下一个会，那边医疗条件没有北京好，我恢复得就没这么快了。他的乐观也感染着我。”她说。

身体的危机让他们学会劳逸结合，也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和彼此。如今他们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白天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中午午睡一小时，晚饭以后就是属于两个人的时间了。有的时候他们散散步，有的时候看看时事评论、连续剧或者足球比赛，有的时候弹弹钢琴听听音乐。

“我们如今是相依为命。我现在还能够工作全靠她的支持，在外没有后顾之忧，在家就是二人世界，很幸福。”他说。

“我们之间的默契就是：不怄气，不斗嘴，宽容相待，互相信任，互相珍惜。”她说。

一路走来，有过聚少离多，有过起伏坎坷，他们一直相守相携，用爱情和智慧经营家庭，用努力和才干建设交大，用汗水和心血回报祖国。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汪应洛；她，是机械学院退休教授张娴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