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事实以及文化自觉意识的显现，致使探寻中国哲学文化的历史不仅是为了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理路、汇编思想清单以期认识自身，而且更是以“中国的眼光，为人类目的”，藉由对中国哲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尤其是在此不断吁求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反思宰制中国传统哲学主流的儒家“道德主体”观，以此特殊性的中国哲学思想的阐释来澄明时代精神，超克现时代的困境与危机，意义自然重大。

中国儒家哲学文化素以人格修养为中心，强调“成德”的观念。它认为个体道德的成就并非依托纯粹知识的记诵，而是有赖涵养体认的修身工夫才能实现。《周易》揭举“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践行“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教，而儒家经典《大学》则更是完整提出以人格修养为中心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宋一代，儒家哲学文化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作为一种深具创造性和革命性的学说，不仅旨在重建宋代知识、思想、信仰的新秩序，而且要求个体由对学问、知识的追求升华为成圣目标的期许，深具内在超越的精神。但惜乎科举制度最后异化了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以致知识成为权力的话语，而权力也成为知识的权力，权力与知识的交换虽然赋予士人中心的地位，但是钝化了思想所具有的批判力与创造力，致使思想逐渐沦为知识性的文本，知识文本则日益变为文字符号，儒家内在超越的精神几被遗忘。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当一种本来是作为士绅阶层以文化权力对抗政治权力，以超越思想抵抗世俗取向的，富于创造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学说，进入官方的意识形态，又成为士人考试的内容之后，它将被后来充满了各种世俗欲念的读书人复制，这时，它的本质也在被逐渐扭曲。”及至阳明心学的兴起，高扬“心即理”与“知行合一”之说，觉民行道重释了儒家的成德观念。如是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传统儒家一贯强调主体自身的心性修养，最终意在成就超越训诂、考证等“小学”之技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此意义上，儒家哲学文化念兹在兹于一种“生命的学问”，而不是知识之学。无论是孔子“摄礼归仁”进而强调“仁者爱人”，还是孟子标举“舍身取义”，抑或是宋明儒家倡言“天地之性”“本然之性”与道德本心，其都是将“成德”作为切己体道的核心的。

不同于轴心时期外向超越的文化类型，中国儒家文化走向有限之中追求无限的内在超越之维，“成德”之路定向于主体自身，“成德由己”而不是乞灵于神秘他者，道德律令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不是仰赖于天启或神佑，而是系于内在主体的良知之中，通过个体的践行达成自律的个体人格，道德主体意识十分明显。《大学》“八条目”要求以“内圣”的道德修养为基石，然后成就“外王”的功利事业。而儒家士人修身的要求在于以圣人人格为依归，反诸己身省察人格之中的幽暗面向，不断超越自我而趋向理想人格之境。儒家文化力主理想人格的实现依靠主体自身，深具人文精神，但此种人格的形成并非通过“脱离红尘”的出世顿悟，而是“在世界之中”——通过入世实践才得以“践形”。作为人之价值和实现的“践形”，其不断展开的过程即是对自我生命与价值意义的肯定，它并非出世的高蹈，而是入世“现有”之中的实践功夫。因之，儒家的入世生活成为无法回避的“此在”，这就决定儒家的“成德”之路应是趋向内在的超越之途。而在此内向超越之中，儒家崇高人格的悬设，正是要召唤现实困境中的士人，积极进取而有所作为，成为真、善、美兼具的道德君子。有宋一代关学代表张载“躬行礼教”，有明一代心学代表王阳明力主“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王学传人刘宗周特标“证人主义”，提倡“慎独”，如是种种皆是强调“道德主体”，反躬自省挺立主体意识，来显豁人性之善，透视人性之恶，进而克制与提升自然之性，成全人之本然的伦理至善。尽管成就本然之我并非自然之事，需“百死千难”的涵养修行功夫，但儒家成德目标的悬设却召唤着士人，积极于道德向上的进路，不断反躬自省，肯定主体的责任担当和超越境界的追求。

在此意义上而言，“道德主体”意识已成为中国哲学文化的特质，历久而弥新。杜维明先生指出，新人文精神不应限于西方启蒙主义的视域，而应包容传统儒家和谐、道德主体意识所彰显的责任担当等思想。还有学者亦指出：“只有‘具体否定’才能完成文化超越的任务，使中国文化从传统的格局中翻出来，进入一个崭新的现代阶段。‘具体否定’包括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和发挥中国文化中那些历久而弥新的成分，例如‘道德主体’‘和谐意识’……”

而深度挖掘中国儒家文化“道德主体”的思想，藉此彰显和提升人的内在道德主体性与责任担当意识，业已成为现时代急迫而重要的议题。就现时代而言，消费意识形态依托市场经济的物质力量日益肯定个体欲望的正当性，以致于消费文化的符号象征意义被无限放大，商品消费的物欲意识以“自由主义”的消费幻象日益遮蔽了人的精神家园，不断啮噬着人的精神境界，使人不断走向物化，即便是以弘扬真、善、美为己任的大学文化形态也在消费风潮的侵袭下日渐远离精神生产的澄明之境。大学师生的日常文化生活变得更加“消费化”，尤其是师生之间正渐渐失去孔子所认同的“与点之乐”的其乐融融的情感和谐关系，而是逐渐变成“消费化”的功利关系。而此种“消费化”不只是不断消费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而且意味着日益消费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进而出现价值、情感的商品化、“幸福额度”的宣传、日益频发的“马诺现象”等“道德危机”现象。职是之故，确实应该冷静反思中国文化的“道德主体”观念了。

在此意义上，“传统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非截然对立而难以融通，吸取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历久弥新的成分业已成为再中国化的主要内容。这既是一种文化的自觉，更是一种文化的自信。中国在实现“经济自信”之后更需要中国文化发挥至为关键的作用，文化既是一种稳定性的精神性存在，其通过知识体系的教化、价值观念的内化等凝聚人心形成广泛而和谐的共同体，于此意义上反思中国历史，中国政治结构的代变时或不断，但中国文化的结构却基本稳定，文化也成为国家软实力的表征，尤其是深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的挖掘与输出，不仅旨在让优秀的中国文化成为世界的公共财富，而且也重塑了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不断丰富“中国制造”的内涵，传播中国的好声音，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倾听和理解中国。当然，这既不是某种民族主义者的激情呐喊，发愿以重新解释“线装书”来抵抗“机关枪”，也不是某些自由主义者所倡言的“西风压倒东风”，重新检讨中国古人、成为文化殖民主义的代言人，而是从中国出发，为世界的目的，真正探寻中国文化是否可能、何以可能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经济、社会乃至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正如陈来先生所期许的：“我们将面对改革不可逆转的进程中重建民族精神、重建价值体系的巨大现实课题，‘振兴中华’将从科技的振兴、经济的振兴走向包括精神的振兴在内的全面的振兴。在现代东亚文化的振兴中，中国文化将要重新担负起精神创造的责任，事实上，这也是东亚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期望。”诚哉斯言！

个人简介：妥建清，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青年人才，研究领域为哲学美学、文艺美学。主要围绕中西审美文化史，长期致力于颓废与审美现代性批判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为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中国现代性、西方颓废观念史等，研究成果不仅为中国审美文化史提供了新颖的个案与断代学术成果，具有独特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意义，而且探寻以中华审美精神来超克西方颓废审美困境之道，藉此“中国眼光，为世界目的”，阐发中国美学的现代价值。曾入选西安交通大学“青年拔尖人才”（A类），获得西安交通大学首届“十大学术新人”荣誉称号等。近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青年项目等多项。在《哲学研究》《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哲学动态》等CSSCI源刊发表论文30篇。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其研究成果曾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