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徐诵明先生（1890—1991）字轼游，号清来，浙江新昌人。1908年赴日本求学，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堂学习，与吴玉章等参加东京同盟会活动，曾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毕业后专研病理学一年。期间和郭沫若等一起组织“夏社”，资助经费，开展进步活动。民国时期担任过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前身）、国立北平大学等五所国立大学的院、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国家卫生部教育处长、人民卫生出版社首任社长、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和全国第二、五届政协委员。他是中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和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先驱，是中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奠基人之一，是坚定的爱国教育家，是中国高等教育西迁抗战的一面旗帜。
2020年10月20日，是徐诵明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我校将举办系列纪念活动，追忆这位百岁老人为中国高等教育及卫生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继承他的爱国精神，坚定教育兴国、科技强国信念，促进我校“双一流”建设更快更好向前发展。
徐诵明（左1）在日本和郭沫若（右2）等人合影
徐诵明1919年秋从日本学成回国，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前身）病理学教授，开展病理学兼法医学教学，最早成立中国人自己办的病理学教室。1920年参加上海科学名词审查会议，以唯一病理学者最早审定医学病理学名词，成为中国病理学奠基者，所定的病理学中文名词如“梗塞”“血栓”等一直沿用至今。他曾对“结核杆菌体细胞的发生”和“寄生性嗜伊红白血球增多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并发表研究论文；编写病理学专业教材。 1926年底离开北京到南方参加北伐战争，先在南昌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科长，后协助军医处长陈方之到南京参加接收鼓楼医院为南京市立医院并进行院务管理，兼检验科主任。1926年南下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8月返回北平。
国民政府于1928年对教育领域进行大学区改革，在河北、热河两省区和北平、天津两特别市组织北平大学区，将前国立九校及前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天津北洋大学、保定河北大学等改组为11个学院、5个附校，成立国立北平大学，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都是它的组成部分。徐诵明于11月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兼病理学教授。他在中国首倡中文教学，制订医学院组织大纲及附属医院暂行规程，选派优秀毕业生到德国留学。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聘请南满医大著名的生理学家侯宗濂来北平大学医学院担任教授，带来西方先进的生理学实验方法；建立生理化学教室、小儿科教室、卫生教室，实施教室独立制，支持留学回国的林幾在北平大学医学院成立中国第一个法医学教室。他还为在北洋政府时期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学校开除的学生贺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国家卫生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长）补发毕业证，使其在上海顺利开办个体医院，而该医院则是周恩来、陈赓领导下开展地下保密工作的据点，掩护中共中央领导进行活动。
徐诵明于1929年初带领全院师生进行静坐，促使政府当局把位于背阴胡同的前北洋政府审计署办公用房拨付附属医院使用，使办学规模得到扩大。附属医院迁入新址后，改称“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他曾亲任院长。经过近10年发展，医院成为北平老百姓熟知的“平大医院”，其影响仅次于美国人所办北京协和医院。
他于1930年应邀出席日本第八次医学大会并代表中国医学界讲话。日本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后，又于1932年1月28日进攻上海，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得到全国人民支援。徐诵明和附属医院院长蹇先器于1月30日召开附属医院院务会议议决，以医学院名义致电南京军政部何应钦：“倭寇肆虐，犯我疆土，国军奋抗，义振山河，拯废救伤，同人天职。如蒙电调，立即首途。”以表北平大学医学院医疗救援决心。
1932年8月底，教育部任命徐诵明主持国立北平大学校务，10月担任代校长。此时的北平大学，拥有女子文理、法、商、农、工、医、艺术七大学院。徐诵明一边向上级据理力争教学拨款，一边鼓励大家克服困难，维持生存。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将艺术学院独立出去，合并法学院和商学院为法商学院。他聘任一大批教育大师和著名学者来校担任职务，进行讲学。一大批优秀毕业生被送往国外留学并回国效力，使北平大学在多方面得到比较稳定的发展，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农学院设有林场和农村建设实验区，进行实际教学。工学院学生除在校内进行生产实习外，还到全国各地工厂进行参观实习，增进实践教学。据1937年1月教育部出版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研究专题概览》（下册）所刊“全国各大学教员研究专题统计表”显示，国立北平大学教员专题研究项目中，研究员开展的项目总计有57项（包括主任、合作、助理），仅次于国立中央大学（79项）、私立燕京大学（72项）和国立清华大学（60项）；而研究员主任的项目有44项，居全国各大学之首；专题类完成32项，未完成51项，名列全国各大学之首。
北平大学制订校旗、校歌，订定学院院徽，教育兴国的理念深植师生心中，学校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抗战前夕的北平大学，拥有女子文理、法商、工、农、医五大学院，师资力量在当时仅次于排名第一的国立中央大学，在全国教育界具有重要影响。
日本在侵占我热河、长城之际，徐诵明于1933年3月15日约请北平市党部、北平军分会医务处、北平市人民自卫指导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及医学院院长吴祥凤等商定合建重伤医院，为长城抗战伤员提供救治保障。针对日本和汉奸在华北阴谋进行分裂自治行为，他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等12位知名教授，代表北平教育界签名发出宣言：“我们坚决的反对一切脱离中央和组织特殊政治机构的阴谋的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宣言一发，第二天就有约千人签名响应。汉奸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933年11月25日在通州成立后，徐诵明和梅贻琦、李蒸等10余人于12月4日前往中南海居仁堂谒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坚决反对这种分裂国家的行为。1935年开始，他前后用时约一年时间，在“公务丛杂之际，抽暇而成”，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著名病理学家木村哲二所著《病理学》约30万字翻译完成并出版。该书虽颇简略，但对重要各点全都著录，附很多插图，很适于初学者学习参考。
在徐诵明看来，大学是传授学问的地方，只有办好教育才能强国、救国。办大学要兼容并包，教师有才能就应量才使用，外界不应过多干涉。他对国民党插手大学内部管理事务有着厌恶和抵触情绪，认为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在实际中也不很配合。按照在教育部备案的《国立北平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大学各学院院长由校长聘任，学院各系主任及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有一部分是由原国民政府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后变为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商学院）演变而来，开设俄文课程，聘请多名苏联人做兼职讲师，有些教授在开设的社会学课程中讲授马克思学说，在“一二·九”运动等爱国运动中始终冲在斗争的最前列。女子文理学院先后由徐诵明聘进步教授范文澜、许寿裳担任院长。进步人士陈翰笙、陈启修（豹隐）、李达、李季谷、曹联亚（靖华）、季陶达、王之相、寸树声、章友江、张友渔等也在北平大学被聘为教授、讲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随着权力和地位的巩固，将马克思学说视为异端，范文澜、侯外庐、许德珩等先后被捕，后经多方营救方才被释放。徐诵明曾经回忆：我感到使陈立夫不满的两件事，一是请范文澜任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二是聘许德珩任教。陈立夫曾指问徐诵明：我已指示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将许德珩解聘，你为什么又要返聘，为什么保护左翼分子？1937年春，教育部长王世杰按国民党中央的命令，密电徐诵明要解聘李达、沈志远、程希孟、陈豹隐、许德珩教授，徐诵明认为这5名教授教学深受学生欢迎，未按密令行事，至全面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才作罢。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他和各党派代表、社会名流及各著名大学校长一起于中下旬应邀赴庐山开会，共商抗战大计，与会人员均主张抗战到底。平津相继失陷后，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主政国立北平大学的徐诵明，在强敌压境、国家前途命运未卜的情况下，遵令前往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就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进行商讨建议，在1937年9月8日南京政府教育部做出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建西安临时大学的决定后，他和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教育部派员陈剑翛由南京同车经徐州转往西安，开展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工作，号召北平大学全校师生西迁抗战。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3日改名西北联大）在抗战起始阶段即身负国家使命和民族大义，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西迁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8年，国立北平大学校长、西北联合大学常委徐诵明（前排右8）和一同西迁的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部分师生在陕西汉中之合影。前排教师有刘新民（左2）、颜守民（左4）、严镜清（左5）、林几（左6）、蹇先器（左7）、徐佐夏（右7）、陈礼节（右6）、王景槐（右5）、厉矞华（右4）、贾淑荣（右3）等。
西安临大筹备之初，徐诵明邀请国外学成归来或在国内执教已有一定影响的学者来校执教，壮大师资力量，医学院的许多留日、留德教员都因他召唤而来。他让自己的家眷从北平辗转经天津、青岛来到西安；带着从北平大学医学院毕业、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留学归来的女儿徐幼慧来陕参加妇产科教学。这种身体力行的表现给广大西迁师生在精神上以莫大的鼓舞。1937年11月15日西安临时大学补办开学典礼，他在会上向1000余名来宾和学生报告西安临时大学筹备经过。他作为校常委，在执政西安临时大学期间，为校址选定、学校教务、师生生活不断奔波。1938年3月，为躲避日机轰炸西安，他被推任全校南迁汉中的大队长，带领全校1000多名师生徒步翻越秦岭，抵达汉中。在先头人员先期勘察基础上，他亲自选定各学院校舍，和全校师生一起努力奋斗，保证教学开展。
他在1938年5月2日上午西北联大在城固举办开学典礼的训词中指出：“在抗战期间，最高学府学生应如何救国？不一定非拿枪杆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这句话也代表了广大西迁抗战的中国高等教育师生的共同心声。5月下旬，他和陈剑翛常委一起前往西安面见西安行营蒋鼎文主任和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长官，商妥长期租用该分校前已勘定的城固校舍；他不顾西安朋友劝说，冒危险（当时风陵渡和黄河北岸已被日寇占领，不时向陇海铁路炮击）于5月23日从陇海铁路乘车，于25日到达汉口，面谒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等人，确定“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均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的发展思路；向教育部要求补充迁移、蜡烛、教学和贫困学生救助经费。6月20日从汉口转道四川回到汉中后，他向全校师生报告此行的基本情况，介绍武汉、四川群众抗战的热情，增强师生对全民抗战和教育抗战的信心。西北联大全体师生在校努力奋进，焕发出教育救国的最强音，由国文系主任黎锦熙和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撰写并经校常委会通过的校歌歌词鲜明地表达了学校追求的崇高目标：
并序连黉，卌载燕都迥；
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
汉江千里源嶓冢，天山万仞自卑隆。
文理导愚蒙；
政法倡忠勇；
师资树人表；
实业拯民穷；
健体明医弱者雄。
勤朴公诚校训崇。
华夏声威，神州文物；
原从西北，化被南东；
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大批北平大学进步教授坚持抗战，来陕执教。陈立夫于1938年1月执掌教育部后，先将西北联大的农学院、工学院分出独立设置。1938年9月，徐诵明将所兼任的法商学院院长经校常委决定由左翼人士许寿裳继任，这就引起陈立夫的极大不满。陈立夫在委派胡庶华、张北海筹建西北工学院完毕之后，任胡庶华为西北联大常委，张北海为西北联大校务委员和法商学院院长，后又任张北海为常委。张北海在校期间排除异己，还允许手下人带枪威胁进步教员和学生。在此期间，徐诵明拒绝执行教育部解聘进步教授曹靖华、韩幽桐、章友江、沈志远等的秘令，仍认为办大学应当提供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坚持爱国抗战，从繁华的北平故都来到贫瘠的陕南为教育抗战贡献力量，在艰苦的环境中和大家一起共同患难，不应被解聘而使他们失去生活和生存的保障。他这种行为被陈立夫认为有着“包庇左翼分子”和“容共嫌疑”，和北平时期的作为一脉相承。在徐诵明拒绝执行教育部解聘进步教授密令后，国民党当局逮捕进步教员和学生，将一批进步教员解聘。面对陈立夫在西北联大树立党羽、排除异己的作为，徐诵明到重庆面见陈立夫，指出教育部违反大学组织法规定，不应越过校常委任命院长，不应干涉办学自由，并向陈立夫提出辞呈。陈立夫表面予以敷衍，背后却采取重大举动，于1939年暑期将西北联大予以改组，分立成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成立、运行11年、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国立北平大学被解体（1928—1939）。徐诵明被调任重庆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驻会常委，基本上赋闲5年时间。西北地区在抗战前夕没有一所大学，只有陕西的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甘肃的省立甘肃学院、新疆的省立新疆学院。西北联合大学的组建，在抗战期间延续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血脉，奠定西北高等教育新格局。其后改组分离出的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组合发展成为现在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等10多所院校。
西北联大时期的徐诵明
徐诵明于1939年10月至1944年7月担任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委及战时教育研究会常委。1943年曾给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进行《学校卫生》专题讲座，撰写的讲稿于6月被编印成书进行发放。该书主要内容包括学校卫生的“目的”“工作纲要”（包括对于学生健康之注意与保护、卫生教育之实施、学校的环境卫生、低能儿及衰弱儿的特殊教育）、“几个重要问题”（包括改善营养的要则、防治疾病的要则）。书末还附有参考资料，将重庆“青木关中等学校膳食营养成份表”“中英美三国儿童体格缺点比较表”“青木关中学生体格检查表”“青木关中学生血液检查表”，以便学习者进行对照。他认为：“教育之目的，在养成学生为有人格、学识、技能与身体健全之国民。而欲达学生身体健全之目的，必须特别注重学校卫生。儿童及青年，不仅在整个民族中占据在极大之数字，且为国家社会将来之柱石，其健康与否，实把握整个民族健康问题之枢钮，吾人办理学校卫生之目的，一言以蔽之，即在于保护学生时代之健康。保护之道有二：自消极的方面言之，为预防疾患之发生，或罹病后加以治疗；自积极的方面言之，仍增进学生之体格，使弱者转强而强者益强也。”该书的出版，对抗战时期做好中学生的饮食卫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还代表教育部到成都各高校进行视察和工作指导。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期间为促进中国的学术发展，曾设立中国最高学术机构——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由教育部主要官员、教育部直接聘任12人和各高校选举13人组成，“聚集了战时国家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中各学科居首位的人物”，主要进行学术奖励、审查专科以上学校教员资格、审议部聘教授及休假进修教授等重大教育事项。1940年13位选举委员被聘定并开始工作，医学界唯一代表颜福庆入选。1943年5月第二届选举委员聘定，徐诵明作为医学界唯一代表入选，标志着他在医学界的崇高地位。他还在同年中华医学会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上当选常务理事。
1944年7月，他前往位于四川宜宾李庄古镇的国立同济大学担任校长（截至1946年6月）并兼医学院院长（截至1945年8月）。国立同济大学最早是由德国人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医学堂，后来增加了工学和理学。抗战期间从上海辗转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贺县八步镇、云南昆明，最终到达四川宜宾。徐诵明1944年7月主政后，建立法学院；使工学院造船组改为造船系，并增设了机械专修科；理学院数理系分为数学与物理两系；医学院先后建起了生理馆、药物馆、解剖馆等，组建附设了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还建立起了国内第一所正规化的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使同济大学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1944年冬，日本侵略者为挽救败局，对河南、湖南、广西等地大举进犯，占领贵州独山，威胁贵阳，震动重庆。同济大学响应政府号召，发动知识青年报名从军。徐诵明校长鼓励学生从军时，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盛事，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衰在此一举。知识青年们，你能得此良机，真是你们的荣幸。”鼓励学生军收复失地，“杀到东京去！”和大家“在上海再见！”他还亲送100余名学生到泸州从军。抗战胜利后，他坚决拒绝国民党教育部和蒋介石将同济大学留在四川的建议，将学校完整地迁回上海。
位于沈阳的满州医科大学为日本人所创建，教师和学生也以日本人为多，抗战胜利后被更名为国立沈阳医学院。徐诵明在将同济大学迁回上海正式办公不足一个月，搬迁工作正在进行时，就奉令于1946年7月29日前往沈阳医学院就职视事。他带领留德学者颜守民、林振纲、王景槐等赴该校进行接管，担任首任院长兼病理学教授。经过系列整顿措施，保证学校正常教学开展。在处理1947年发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六二”学潮中，沈阳医学院成为学生集会之所，他对学生暗中提醒保护。学生被捕后，他亲自带领学生代表前往警备司令部交涉几小时，使被捕学生当场获释，使学校秩序很快恢复正常。1948年4、5月，东北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中，国民党政府要求沈阳医学院南迁，学校发生迁校与反迁校斗争。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他表面积极应对，实则拖延。在部分学生被空运到北京后，仪器设备还尚未装箱，大多数学生和毕业学生也反对南迁。在国民党教育部电令不断催促南迁时，徐诵明去电辞职，于8月离沈到沪，沈医整体迁校遂因拖延而未成，避免了被拆散分离的命运。由于没有带出任何东西，徐诵明遂被国民党教育部赋闲，在上海居住一年，生活处于困顿之中。1949年8月到浙江省立医学院任病理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应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贺诚电邀，徐诵明于1950年3月赴京工作，担任卫生部医政局教育处处长，并兼任北京大学医学院病理学一级教授。他于1950年5月参加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统一学术名词工作委员会，和贺诚两人担任其中五个工作组之一的卫生组召集人。他在工作岗位上积极努力，邀请魏一斋、杨崇瑞、鲁德馨、贾魁等著名专家和他一起工作。他办事非常认真，总要亲自动手才觉放心。任教育处长期间，为迅速改变新中国建立初期医学人才严重缺乏的局面，根据1950年8月全国卫生会议确定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原则，决定实行三级制的医学教育，并以中级医学教育为主（其中 又以培养大量医士为主，其次是培养助产士、护士、药剂士、技术员等）。他主持组织全国30余名医学著名专家牵头，于1952年5月完成卫生中级系列教材编审工作，并亲自审查由林振纲编著的《病理学（总论）》和谷镜汧编著的《病理学》。系列教材由上海华东医务生活社和在他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后出版，为中级医学教育奠定基础。他还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首部药典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剂量小组成员和全国第二届政协委员。他学习解放区医学教育经验，借鉴苏联医学教育模式，规划全国医药院校建设发展，建立高等医学教育三年制专修科、医学中专、在职干部进修教育制度，对教学计划、院系设置、学制规定、经费调拨、师资培养等方面，制定了统一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使医学教育初步形成比较完整且符合我国国情的体系。他对全国高级医学院及西北医学院在课程改革、改进教学方法、缩短修业年限、逐渐采用分科重点制等进行指导。在北京视察各个医院，督促北京医士学校的建设。1952年初曾担任土改团长，到广东新会县参加土改，工作细致踏实，对人诚实和霭没架子，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风雨无阻地帮助当地成立医联组织，建立卫生制度，推动工作开展。1953年4月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首任社长，和相关院校规划出版全国高等医学教育教材，出版学者所写医学专著，影印出版一批传统中医典籍，系统组织编译出版苏联高等医学院校教学用书。所译《从医学的观点看原子弹的伤害》，195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1956年因原一级工资待遇和新标准的二级相近，遂自愿降为二级教授待遇。1956年8月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发表著名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发现沙眼衣原体等文章，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他对发展卫生工作有着自己的观点，在贺诚被免职调离后，认为贺诚是专业型领导，不应换成不懂业务的人做；培养中医应该以师带徒的方式为主，办中医学院，可先办一所进行重点试验，不必一下子就办四所；应该组织中西医专家进行研究，不应该所有西医都学习中医；也曾为储安平的言论辩护。这些都成为他的“罪状”，在1958年7月被定为批而不斗的“右派”，工资被降为五级，职务被撤销，定为留用察看，1960年9月才被摘掉右派帽子，度过20年寂寞生活。1978年得到彻底平反，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据前西北医学院院长侯宗濂教授回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徐诵明教授对于西北医学院的发展给予很多关注。侯宗濂院长每到北京开会，都要看望徐诵明这位老校长，请求指导工作。
1990年9月，这位经过世纪沧桑的百岁老人，“积80余年体会和经验，深深感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今天”，向组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意在党组织帮助下，为共产主义事业继续奋斗”。10月，他的请求被党组织批准。当党组织和他谈话时，他难掩激动的心情，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愿将逝世后的遗体捐献北京医科大学。时任国家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部长兼中华医学会会长陈敏章和原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在做徐老的入党介绍人时，曾对徐老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他具有“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在几十年医学工作中治学严谨，知才善任，热心培养青年，勤奋工作，为我国医学教育事业作出贡献。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待人真诚，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