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意义上理解国家治理

随着“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在新时代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风险挑战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从发展与安全的角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切实落实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全面做好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社会治安、住房市场调控等各方面工作，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越发重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些美好生活需要中，“安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安全、稳定工作的落实，同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深刻关联。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央高度重视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两手抓、两手硬”。在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的同时，有序推进复工复产，通过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为公共卫生安全提供基础，也通过公共卫生安全的有力保障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理解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应当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思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可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安全本身与公共治理的主题、内容、框架等相同构，已经成为覆盖公共治理全过程、全领域的总体性要素。现代国家治理的过程与领域，也是公共安全涉及的过程与领域。可以说，发展与安全，共生共在。因此，超越狭义安全观，走向广义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已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

在风险防范与化解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面临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七大领域的重大风险挑战，总体刻画了中国之治面临的复杂环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应对风险挑战工作的力度与效度作为衡量治理效能的重要观测点。实际上，国家治理主要领域的重大风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坚持和完善既提出了新的挑战，又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国家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化，制度体系本身得以不断完善和发展。例如，三鹿奶粉事件推动了《食品安全法》出台，3·14暴力事件、昆明暴恐事件等，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出台。我们通过危机应对中的反思学习，逐步完善了制度体系、改善了制度执行环境。同时，随着政府对社会风险注意力配置的强化，针对风险与突发事件的防范与化解的制度安排推动着政府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发展。比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从对内社会稳定与对外安全利益两个方面对国家公共安全体系做出了顶层设计。公共安全领域的评估措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重大灾害风险评估）嵌入政策过程，并在部门协同、公众参与及组织学习等层面，形成了系列制度创新。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央明确要求，“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每一次重大灾难事故都是制度完善的机会窗口。由于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系统性后果，各领域的制度完善也同时是提升风险防范化解能力的题中之义。根据疫情防控出现的系列短板，中央对风险预警、应急处置、干部队伍建设等多领域的制度建设均提出了新要求，这为疫情后进一步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任务。在转危为机的意义上，正是因为持续的制度创新，从灾难走向进步才得以逐渐实现。因此，从风险防范和化解中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尤其是凝练出新的制度举措，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以制度韧性驱动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中国特色社会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不断优化和提升。因此，需要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使得制度供给能够充分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就目前人类历史的制度文明而言，其实并无真正完美无缺的制度体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步，社会制度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可以说，制度创新没有终点，在文明演进的意义上，不存在“历史的终结”。因此，决定制度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意识形态或话语权的强势地位，而是取决于特定制度体系的韧性水平，即在风险挑战中，制度体系的适应、恢复与再生能力。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危机、人道主义危机等治理赤字面前遭遇解构，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全球化逆转等社会思潮撕裂着主流西方价值观。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制度的吸引力正在变弱，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在回应结构性风险挑战时，难以取得令人信服的治理效能。

如何提升制度体系对复杂风险环境的适应、恢复与再生能力，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中国的治理问题，较之于西方国家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政治结构、社会条件、经济基础等，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适应复杂中国治理环境的特定逻辑。新时代中国制度故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应对复杂治理环境的适应、恢复与再生的故事，其制度优势正是韧性水平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对于制度完善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而言，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着力发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等13项显著优势，强化制度权威，并在有效执行中实现制度优势。另一方面，要完善制度体系的信息汲取机制，切实提升学习能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此次疫情为契机，不断完善治理机制、不断创新治理措施、构建全方位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推动国家治理新变革，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风险挑战，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本文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吴佳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文刊载于2020年3月24日《国家治理》周刊

报道链接：http://www.rmlt.com.cn/2020/0324/57383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