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9年,浩荡渭水畔,孝公《求贤令》一出,地处秦岭区域的秦国便拉开了商鞅变法的大幕。“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大秦建立法治社会,首开依法治国之先河。
万事皆决于法,内容繁多的律法不再因为对象的众多而显得不可捉摸,浩瀚的社会关系里,拥有了对应的法律规范约束。但凡基于事先认可的法度下,方可舒展各自魂灵、吞吐内心思想。
秦偏在西陲,与中原过往稀少,依法治国之后,不但统一六国,而且文化受到了极大提升。《史记》中司马迁认为:“至秦有天下,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依古往来。”王照国《诗说》:“秦诗音节皆入商声,而秦尤雄厉,或以为水土使然,为王化始基。”
文化崛起是多少强大民族与国家的梦想。秦文化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在拓展中前行。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出土云梦秦简,1150枚,近4万字。世人再次欣喜触摸到治国之道的《秦律》,大秦帝国的治法态度、举止规范、善恶准则穿越到今人面前。回想当时的六国,在文化建设上并未形成如此规模的成就。
陶文、小篆、度量衡、青铜丝穿战甲、镂空金叶虎雕、印押鉴、兵马俑、铜车马、石戏俑、丽邑等大型文化产品,以及秦简、算数、乘法口诀、车轨、驿道的发明与建立,均厚重地体现了秦文化的崛起,然而这一切均为依法治国的确立而形成。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秦文化兼容并蓄,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壮大,内容愈加丰富。因其实用性、指导性和高效性,秦文化成为中国最有建树的历史遗产。
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立了不盲目师古,不盲目崇经,依法为治,以史为师的原则。“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法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
不可否认文化的魅力和影响力,但缺乏法制引导的文化是无序的,法治的引导会产生文化的连续性和传承性。行走在依法治国的轨道上,文化的崛起既稳定又持久。
丝路上的法治态度、行为准则,穿越兽骨、铸刻金石,以篆隶楷行等诸多形式留存于世。法学美感源于律法之严苛,感触其中之美,并非简单生硬,而是如此繁复与舒畅。
注:本文原载于《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6年08月26日 第 05 版),原文链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6-08/26/content_170736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