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校前，交通大学已经在上海生活了60年，用周总理的话说，就像是一棵在上海生了根的老树。一个高等学校的兴办涉及所在地的文化教育基础、工业科技水平、地理环境及至上万名师生、家属的生活习惯和家庭安排。从一个熟悉而且条件优越的城市迁到一个环境陌生而又比较艰苦的地方，如果没有广大师生和家属的理解和拥护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使“硬搬过去，与当地土壤接不起来，大树死掉，就是个损失”。在处理交大迁校的问题上，周总理十分强调，一切为了更好地动员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此，总理曾提出了两种设想和三种实施方案，是全迁西安，还是搬回上海，抑或折中，都由交大师生员工自己讨论、做出选择，报送高教部批准。周总理还特别指定由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赴上海，副部长刘皑风到西安向交大师生传达、讲清楚，与大家一起讨论解决交大迁校问题。

周总理的讲话传达后，在交大两地的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经过近一个月的讨论，大家认为，周总理的讲话中肯、全面、客观，爱护并且充分信任交大师生，把交通大学的问题交给交大师生自己决定，既是对交大师生的尊重，也是对交大师生在政治上的考验。大家根据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认真研究讨论了利弊得失。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以及高教部、陕西省、西安市、上海市的直接领导下，得出了慎重而妥善的方案。决定交通大学分设西安和上海两部分，实行统一领导。按照这个方案，交通大学的大部分系、专业和师生陆续迁至西安。

1959年7月，国务院决定将两部分分别独立成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至此，交通大学的迁校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交通大学的师生员工也向国家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本文节选自 西安交大党委《总理关怀励来人 扎根西北展宏图——深切缅怀周总理对交通大学西迁与发展的关怀》，原载于1998年3月5日《西安交大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