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交通大学西迁可谓是牵动着全国上下的心。把交通大学从上海迁到西安，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新中国发展，是为了教育布局、工业布局，拉动西部的发展，做出了这样一个战略部署。而当年对迁校最为关心与重视的莫过于周恩来总理。

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交大校内，多年来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交通大学的西迁是周总理亲自指挥的。而以当时的事实看，这是千真万确的，身为日理万机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总理对交大倍加爱护和关心，曾为交大西迁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心血，所做的大量工作甚至超出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亲自指挥”。

在1955年交通大学西迁启动后，总的状况是全校动员充分，工作进展顺利，但也不免反映出一些意见，出现过各种实际困难，周恩来总理对此是清楚的，也曾一再提醒杨秀峰、彭康等注意研究动向，进行妥善解决。1956年夏，针对当时局势发展，国务院曾就交大迁校问题进行过一次复议，最终仍采纳陈毅副总理和高教部意见，坚持交大迁西安。但是总理也照顾到了上海的需要，提出“必须留一个机电底子，以为南洋公学之续”。

1956年7月3日，中央领导同志关于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呈文的批示及呈文全文

1957年2月14日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前，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交大学生会主席黄幼玲，并向她询问了迁校进展。次年3月，周恩来总理见到彭康校长时又关切地问到迁校情况。交大迁校风波产生之后，周恩来总理决定予以专题研究解决。从5月中下旬起，一直到6月初，他挤出大量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既与交大师生代表，也与其他方方面面的人士谈话，相关的省市和部门单位也都找到了。5月28日召开座谈会听取交大迁校工作的汇报，会议一直从晚上7点持续到凌晨2点。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的意见，也不管是激烈的看法还是折中的见解，他都一一耐心去听，借以深入了解师生和各个方面的想法，全面思考交大迁校问题的合理解决方案。

《亲切关怀》 李伟 绘（2004级校友）

在这段时间中，他还有大量的国务活动需要处理，也曾几次连夜到主席处开会，工作日程显得格外紧张，有时竟至彻夜不眠。连续10多天摸底下来，他对交大情况已经掌握得十分透彻，连哪几位教授有困难不便参加迁校，也都了解到了人头。在此基础上，解决交大迁校问题的方案已经成熟，于是有了6月4日国务院解决交大迁校问题会议的召开。会上，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将近9000字的重要讲话，对当前迁校问题作出分析判断。会议的最后，周恩来总理强调：“支援西北的方针不能变”！

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杨秀峰谈周总理对迁校问题的意见

会后，总理仍然十分牵挂交大迁校工作。在深入讨论并最终形成新的迁校方案的一个月中，总理经常与身在交大的杨秀峰以及柯庆施、彭康等进行电话联系，及时了解情况并作出指示。他多次强调在工作中不能着急，不要勉强，要本着爱护交大、维护交大团结的精神，坚持启发自觉，争取多数人同意，从而上下一心、同心同德来实现迁校和办好交大的目标。对此，杨秀峰深有体会。他回忆说“每一次给总理汇报，总要我注意不勉强，要客观些，这主要是为了主动。”从总理的思想主张中，师生员工普遍受到教育和启发，迁校方案最终得以成熟，即采取一个学校两个部分的方法来处理交大迁校问题。

周总理发表讲话：一切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中，周恩来总理堪称是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和正确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光辉典范。在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就充分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与信任，正是在总理的亲切感召下，交大人蕴蓄已久的积极性再次得以充分发挥，师生们思想认识高度统一，交大迁校又很快走上正轨。从9月上旬起，暂停3个月的西迁汽笛再次高亢地鸣响，驶离徐家汇车站的一趟趟列车首尾相续，满载而行，一往无前地奔向祖国大西北。

图文资料来源：《交通大学西迁》，主编：贾箭鸣；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