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1年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探索，从无到有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断进行完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综合研判国内外发展形势，提出不同的区域发展理念，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从一个人口众多、人均收入很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粗放的发展方式、逐步试点推广的政策设置和巨大的区域禀赋差异，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发展的效率与质量亟待增强。

我国政府倡导可持续发展，旨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已有20多年。1992年，国家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立场和观点。1996年，“九五”计划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将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2005年，“十一五”规划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0年，“十二五”规划要求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应继续坚持稳中求进，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为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质量逐渐超越经济增长数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17年，十九大报告表明，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需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效率、转换增长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面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人与自然等世界性难题，报告提出的方略具有中国智慧，是我党做出的重大决策。但为什么20年来的持续政策收效甚微，是值得中国经济学界思考并解决的主要问题。

以应用经济学为核心的西安交大经济金融学院，把新经济、新金融、新贸易作为研究主线，就是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困境有哪些，着力点在哪里，如何破除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瓶颈，如何推进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等重点问题。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起点，在什么样的经济可持续理论指导下，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才能重塑发展格局，从而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即将开启的新改革提供智力支持，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走向研究的新高地就成为当务之急。

一、国际视野下发展理念更新与战略指导思想创新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理论依据的微小差异，会带来制定政策的大不同，进而影响发展方式。

随着对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担忧，可持续理论应运而生，皮尔斯依据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是否可以完全替代将其分为弱可持续和强可持续。弱可持续认为各种资本之间可以完全替代，这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选择，其意味着可以不考虑生态极限，只需保证总财富不减少便是可持续发展。因而其得到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支持，更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青睐。由此虽然带来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却以严重的生态退化为代价，过去40年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便是例证之一。任何经济发展都客观存在着一个生态环境的临界值，实现经济增长必须考虑其特定资源环境的生态承载力。

强可持续承认自然是资本，不但生态经济、环境经济领域的思维被拓展了，而且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也应随之修改，例如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一种稀缺的资源，意味着其将被消耗性使用而失去存在价值，由此形成了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成本或生态成本。而现有的核算衡量的只是所消费的金钱，而不是得到的价值，这样不仅掩盖了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的破坏，还将这种破坏描述成经济效益。因此，从强可持续的角度看，应将自然资本纳入到经济衡量系统，从而表现真实的价格、成本和价值，此时经济活动的净收益等于总产值扣除生产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之后的剩余。

长期以来，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于传统的生产因素（如物质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等）和比较新兴的生产要素（如制度、社会资本等）来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程度及差异。但是，伴随着污染形势日趋严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环境保护也逐渐成为各个国家（地区）以及全球发展战略中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急需更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基于强可持续的自然资本局部可替代性和关键自然资本不可替代性应该受到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足够重视，应该更多地融入未来政策发展的主流。

二、立足中国实践的政策创新

“一刀切”政策的弊端已经众所周知。中国要构建“四大板块+三大战略”的区域发展格局，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突出经济带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要素在板块间的有序流动，形成区域联动、轴带引领、多极支撑的新局面。这就是在承认区域禀赋差异、功能差异、发展水平差异上对不同区域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对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途径、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着力点、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全面提升的路径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研究国际经济分工、价值链提升、服务贸易增长就成为必然选择。

现有研究侧重于从非空间角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时序以及区域差异运用变异系数、收敛等方法进行统计描述，忽视了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其结果很难准确反映中国的特殊性。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在强可持续理论的指导下，基于空间经济学的协同发展战略，在承认空间差异、空间影响的情况下，重新考量中国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就显得尤为紧迫。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应该在协调发展理念指引下，关注实践热点问题，使理论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进而为政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调控工具方式的多样性和有效性提供智力支持。

三、多学科融合的发展创新

受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地理气候、历史文化、政策导向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长期存在，这不仅是经济发展质量整体水平不高的反映，也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一个缩影。十九大报告确立“质量第一”的发展方向，直指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推动区域发展质量整体跃升，就是要赢下破解这一长期矛盾的攻坚战。然而，与产品、服务、工程等更为具体的质量管理对象相比，提升区域发展质量需要在多个维度综合发力。同时，区域发展质量的评价标准也更为复杂和多元化，甚至涉及一些主观因素和价值判断。除了从协同发展的角度对区域发展质量提升的总体进展做出评估之外，评价不同地区发展质量也要遵循差别化的原则。归根结底，对于特定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那一方水土上的“人”最有发言权，所有的政策都需要当地的人来实施，因此，应该建立包含人文地理、心理学及大数据等学科的新研究体系，进行微观数据与宏观数据的融合，以适应中国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更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