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前,交通大学收到一纸西迁令,拉开了新中国西部建设的大幕,也让这所久负盛名高校里上万名师生的命运轨迹,从繁华的上海滩,延伸到大西北。西迁人们,义无反顾投身于祖国母亲的召唤,以胸怀大局、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迎难而上、艰苦创业的昂扬奋斗状态,为新中国西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10月4日晚和10月5日中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CTV-13、CCTV-1频道播出特别节目《为了可爱的中国》第四集《西迁》,节目沿着交通大学“西迁人”的西迁路,重拾为了祖国甘愿放弃优渥生活的动人往事,还原那份“义无反顾,不问西东”的豪情。
西迁:是建设祖国大西北的光荣使命
党和国家一声令下,以钟兆琳先生、陈大燮先生、张鸿先生、陈石英先生为代表的著名教授一致表示拥护,义无反顾地带头西迁。他们在田野四围的简陋校舍中迅速开展教学和科研,扎根黄土地艰苦奋斗,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钟兆琳教授:拥护国家决定,建设大西北!
钟兆琳先生1927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当年应老师一声召唤,就放弃西屋电气工程师的优厚待遇回到母校任教。从26岁起,他教了60多年的书,教过交大电机系几乎每一届学生三四年级的课程。钟先生门下弟子才俊云集,培养了褚应璜、丁舜年、张煦等多位院士。我国电机工程及信息工程领域的骨干,几乎都受教于他。
1957年迁来西安时,钟兆琳先生已年近花甲,身患多种慢性病,夫人病留上海。周总理原本提出,钟先生年龄较大身体不好,他可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新校,但钟先生坚持只身前往西安。
钟兆琳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支援西北是每个教师的责任,共和国的西部,像当年的美国西部一样需要开发,当初校务委员会开会表决我是举手赞成了的,大学教师是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决不能失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民。”
晚年的钟兆琳已需柱杖而行,仍随师生们在大西北考察。他自学维吾尔语,希望到新疆去讲学。他还很具体地设想,在黄河上游筑坝,中下游建桥,改变黄河流域地貌,在西北增修多条国内和国际线铁路。
摘自1990年3月22日钟兆琳遗言:今我重病在床,仍望再有所贡献。我愿将我工资积蓄主要部分贡献建立教育基金会,奖励后学,促进我国教育事业,以遂我毕生所愿,专此留言,祝祖国繁荣昌盛。
陈学俊教授:永远为中国工程事业奋斗到底!
陈学俊教授作为西迁时最年轻的教授,当时年仅38岁。工程救国是陈学俊学生时就立下的志向,他的大学时代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因为目睹国家积弱,23岁的他就写下一首《工程师进行曲》。
《工程师进行曲》片段:争名利无意义,学工程有志气,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求进取,我们大家一致把心齐,爱团体,我们永远为中国工程奋斗到底。
1947年,从美国普渡大学学成归国的陈学俊,成为了交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燃气轮机著作,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锅炉专业。新中国成立后,陈学俊决心终身从事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科技人才。1957年迁校时,陈学俊和同为交通大学教授的夫人袁旦庆,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临行前,他们注销了上海户口,将解放前购买的位于国际饭店后面的住房无偿上交上海市房管部门。
1985年陈学俊教授在实验室
陈学俊说:“至今仍有人说起此事,认为我们太吃亏了,保留到现在,那两间在牯岭路的房子不是很值钱吗?但当时我们认为,既然去西安扎根西北和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有所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了。”
陈学俊夫妇一到西安就立刻投入紧张的教学和科研,结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陈学俊在能源动力领域展开多项重大科学研究。
彭康校长:我必须到西安去!
彭康校长在做报告
彭康青年时东渡日本学习哲学,回国后便投身革命参加抗战,翻译过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等经典哲学著作,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推介到中国的译作者之一,也是新中国首批由毛泽东亲自任命的大学校长。彭康一生奔波辗转难有安定岁月,花甲之年再度启程奔赴西北,并尽毕生之力办好西安交通大学。在向科学进军的沸腾年代,刚刚成立的西安交通大学响应国家建设需要,向尖端科学进军,率先开出了无线电、计算机、自动化控制、核反应堆等很多新专业。
西迁:是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浪漫
周淼冬和徐婉珠在大学时相识,他们是江苏宜兴同乡,又同样学习俄文。毕业后徐婉珠北上哈尔滨教书,周淼冬则分配至交通大学。每周周淼冬都会给未婚妻寄去一张印有江南风光的明信片,而这一次他们将面临一个选择。
“我们从小在心里就深埋下了与祖国同根的种子。国家提出西迁,我立即给徐婉珠寄去一张明信片,问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西迁,献身西北。”这是一封询问信,也是年轻人在国家与爱情之间的抉择。
当交通大学首趟西迁专列驶向西安时,周淼冬见到了三年未见的未婚妻徐婉珠。这对新婚的夫妻回到老家接上母亲和妹妹,四口人自此作别了故乡江南,乘船乘火车辗转前往遥远的西北。徐婉珠来到西安后,分到丈夫周淼冬所在的俄文教研室。教学条件简陋,没有合适的俄语教材,他们就与其他教师一起边上课边编写,每日废寝忘食,共编写了十多本俄语教材。
从明眸皓齿到白发苍苍,他们携手并肩,走过了60余年,却依然像年轻情侣一般恩爱如初。如今,周淼冬教授仍会轻轻呼唤徐婉珠那个亲密的爱称——“婉”。他们的感情像走进现实的童话爱情,始终纯净而美好。
西迁:是故乡亲人深切的牵挂
今年84岁的朱继洲教授,当年作为青年助教随校西迁时,只有23岁。1956年,朱继洲和潘季都已大学毕业,他们都主动选择留校到西部去。朱继洲是家中第八个孩子,当得知儿子要告别上海前往陌生的西北,母亲提前半年为他准备行装。
第一次离开南方,朱继洲一走便是一辈子。60多年前母亲为他亲手缝制的棉裤,因为一直舍不得穿,依然崭新如昨。而三双棉鞋则陪伴他度过了十个西北的冬天。
朱继洲说:“鞋底是母亲自己纳的,鞋帮是她用缝纫机踩的,还要打洞,要穿鞋带嘛。我有了这三双棉鞋,后来整整穿了十年,脚上没有生过一次冻疮。”
把国家的需要,当成自己的责任,当成年轻人的责任,当成知识青年的责任,交大师生的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在任何时代都足以光芒四射,令人热血沸腾。也正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交大人塑造出了以“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为主要内容的西迁精神。并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几乎以一己之力,撬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改变了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又在后续的岁月里,引领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蓬勃发展。
由于西高东低的地理特点和特殊历史背景,向西行进,在中国从古至今就带有一种开拓和决绝的意味。古有张骞凿空、玄奘西行,今有人民解放军进新疆、西部大开发,而交通大学的西迁精神承前启后、卓然而立。它与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张思德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等,共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脊梁中光芒万丈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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