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五四运动点燃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火种，跨越百年，依然在一代代青年研究者手中传递。在西安交通大学，西迁精神早已从口号化为每一间实验室里的日常。当时代的接力棒交到90后手中，一位青年科学家如何回答时代之问？

18岁进入西安交通大学，本硕博连读9年，国家公派留学，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梳理闫瑾的履历，如同翻阅一份“别人家孩子”的标准答案。

但在她自己的叙述里，这一切更像是“缘分”与“本真”的自然流淌。

“感觉自己整个上学过程的连贯性非常好。”从本科生命学院到保送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硕博连读，闫瑾在西安交通大学留下了9年的青春印记。

如今，这位90后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青年项目、陕西省三秦英才特殊支持计划等。她的研究领域，对许多人来说略显陌生——自组装多肽。

如果把人体的蛋白质比作一栋栋功能各异的高楼大厦，那么多肽，就是那些尚未完成最终搭建的“半成品”——由氨基酸组成的短链。它们既是蛋白质生物合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半成品构件”，也有许多本身就是独立发挥关键作用的生物活性分子。这些微观分子尺度的 “微型工具”，在闫瑾手中，变成了一把把可以精准调控生命活动的“钥匙”，一个个可以包裹致病蛋白的“封装袋”。

“多肽就像‘微观世界’的乐高积木一样。”闫瑾这样向初学者解释。她的工作，就是设计这些积木的形状，引导它们自我组装，去修复或干预人体内那些出了故障的“生命活动”。

冷门与热门的辩证选择

在药物研发的版图上，多肽曾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小分子化药历史悠久，抗体药物风头正劲，核酸药物方兴未艾。而多肽，既可以被归为生物药，也可以划入化药，身份暧昧，门槛不低。

闫瑾偏偏选择了这条少有人走的路。

“当时选择这个方向，一个是跟自己早些年的研究内容有一定相关性，还有一个我觉得是‘相遇即是缘分’。”她笑着说。然而，这种“冷门”的选择，放在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坐标中，却恰恰是时代需要的“热土”。

一如她自己所说：“不能说我研究的领域就非常好，别人的领域就有问题。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使命，多肽的使命就是在某些难成药靶点上提供‘中国解法’。”

刚开始接触科研，她对多肽有一种“滤镜”。“就跟美颜了之后一样，你会觉得它非常好。”小分子药已经有很多人在做，她希望能在一个相对新兴的领域开辟自己的领域。而更深的驱动力，源于一种对生命本源的亲近感：“多肽是人体来源的成分，更接近于本源。来源于人体，降解产物为氨基酸，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安全性，对患者和临床应用都更为友好。”

这种朴素的安全感，是她科研选择的底层逻辑之一。她并不回避多肽“透膜性差”的短板，也不贬低其他药物形态的价值。在她看来，小分子、核酸、抗体、多肽……各有优势，在不同的靶点上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

闫瑾的这份清醒与包容，让她在喧嚣的科研评价体系中保持了一种难得的从容。

一把锁住“潘多拉魔盒”的钥匙

多肽能做什么？

闫瑾用了一个形象比喻：如果生命活动中出现了不该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多肽就是那把锁住盒子的钥匙。

在肿瘤疾病中，某些蛋白过度激活，如同魔盒被打开，生命活动陷入异常。闫瑾团队设计的多肽，可以借助生命过程中高表达的蛋白，产生新的化学作用，精准干预，达到抗肿瘤效果。

更精妙的是，他们对传统的酶抑制策略进行了颠覆性革新。以胰肠吻合术后的并发症为例。胰腺与肠腔吻合后，吻合口处会产生伤口，胰液与肠液汇合，激活多种消化酶。这些酶一旦渗入体腔，就会腐蚀自身组织，好比一把锋利的剪刀活跃在体内。

“传统的酶抑制剂相当于让剪刀变钝，让它不要有活性。”闫瑾说，“我们的方法更像把剪刀缠起来，先把它封装起来，再交给体内的清洁系统彻底清除掉。”

从让它失活，到主动清除，她们设计的D型多肽，既能结合目标酶，又能诱导聚集，将致病蛋白“裹”成微聚集体，被巨噬细胞吞噬清除。

“从一个单一抑制酶调控，转向重构这个酶的代谢活动。”闫瑾解释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是药物设计逻辑的一次跃迁。

跨越六十年的精神回响

闫瑾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在求学、工作的多次选择中，她不是没有出国工作的机会，但她还是选择留在陕西。原因似乎出人意料但又在意料之中：文化归属感。

“90后几乎没有文化自卑感。”这份自信，让她在是否回国的选择上异常笃定。“正是因为出过国，才更坚定了回国的念头。有了对比，才知道自己更需要什么。”

巧合的是，六十多年前，也正是这样一种“胸怀大局”的选择，改变了一所大学的命运，也塑造了一种精神。

1956年，交通大学响应国家号召，从上海西迁至西安。数千名师生告别繁华的十里洋场，义无反顾踏上西行列车。他们中有人变卖了上海的房产，有人携家带口扎根西北，有人将青春与暮年全部交付给这里，这份坚定，源于对国家战略的深刻认同。

今天，闫瑾的选择，与西迁先辈的精神遥相呼应。只不过，当年的西迁是“从东到西”的空间跨越，而今天的回归是“从海外到祖国”的情感归航。变的是时代背景，不变的是那份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自觉。

“做科研，一定要在科研土壤深厚的地区。不然供应链不全，缺东缺西，很难做成事。”在闫瑾看来，陕西正是这样一片“黑土地”。这里高校院所密集，文化底蕴深厚，能给科研工作者提供持续的滋养。她选择留在陕西，是一个经过审慎考量的理性决定。

她也在切身体会着陕西的变化。近年来，以“三项改革”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正在打通产学研的“最后一公里”，弥合高校科研与产业需求之间长期存在的鸿沟。

冷门赛道的热血答卷

作为90后博导，闫瑾带的学生中有些年龄与她相仿，甚至更长。她并不担心所谓的“导师权威”问题。在她看来，真正的权威和信任感与年龄差或头衔无关，而是源于对“真”的共同坚守。

“做科研就要很真。”这“真”首先是对数据真实的敬畏，不修饰、不美化、不回避。闫瑾至今记得，在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攻读硕博期间，老师们常说的一句话：科研的核心，是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

也是这段求学经历，让她养成了自己的研究信条：实验出了问题，不急于翻篇，而是带着学生一起复盘：原始数据在哪里？哪个环节可能出了偏差？是不是漏掉了某个变量？在这种抽丝剥茧的追问中，问题的核心往往自己浮出水面。

她相信，直面问题比急于解决问题更重要。“这和科研的本质一样”她说，“先搞清楚要解决什么问题，再去寻找答案。”

正是这种对数据真实的敬畏、对问题本质的共探，让闫瑾与学生之间建立起一种扁平而深刻的信任，在一次次共同攻坚中，把“理论上的可能”一步步变成“实践中的可行”。

采访最后，被问及最希望攻克的科学问题时，闫瑾的回答十分朴素：“我们实验室里的研究，能不能真正变成可以临床应用的药物或者医疗器械？”科学问题日新月异，但她相信，团队十余年的心血若能凝聚、转化为一个真实的产品，那便是对科研人员最好的回报。

这份思考，恰与西迁精神中“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内核一脉相承。她说自己是“幸运的”，赶上了国家对青年人才的支持政策，赶上了学校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创新。但幸运从来只眷顾有准备的人。

在多肽这个曾经“冷门”的领域里，闫瑾用十余年的深耕，把冷板凳坐热，把边缘变成前沿。她的故事，不仅是一个青年科学家的成长样本，更是一座城市、一所大学与一个时代同频共振的缩影。

五四的火种，西迁的足迹，时代的追问……最终都落在一个个具体的选择上。闫瑾用她的选择回答了这样一个命题：在一个冷门赛道上，依然可以做出系统性的创新；在一个呼唤归来的时代，依然可以用文化与科技的双重自信，扎根西部，服务国家。

这，就是一位90后科学家给出的时代答卷。

报道链接：https://www.ishaanxi.com/c/2026/0804/3757929.shtml#o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