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甲子，弦歌世纪。62年前，西安交通大学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肩负“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历史使命，由繁华的上海滩“连根拔起”，迁移到西安的荒郊地，以“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为西部贡献了一所高等院校。如今，这棵西迁大树已枝叶参天、浓荫蔽日，正用自己扎根黄土、直指苍穹的挺拔姿态和祖国至上、无私奉献的博大胸怀，书写出一部可歌可泣可敬的人才流动史、高校发展史、西部开发史、爱国奋斗史！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弘扬西迁精神和中央组织部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爱国奋斗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日前《中国人才》记者走近西安交通大学，寻访西迁足迹，谛听西迁故事，见证西迁精神。

口述西迁之一：西迁往事知多少

——听西迁老教授讲述西迁那些事

秦岭巍峨，渭水悠长。春日，坐落在千年古都西安，有着120多年光荣历史的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高大的法桐吐绿纳新再披戎装，更显得风骨峥嵘挺拔伟岸，像饱经沧桑的长者对路过树下的每一个人，述说着昨天……

向西再向西

——西安交通大学西迁老教授胡奈赛（83岁，迁校时为物理教研室助教）

十九大过后，我们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想不到总书记这么快就给我们回信，我们大家很高兴！

“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这16个字，总的来说前面8个字是爱国，后面8个字就是奋斗。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是1896年成立的南洋公学，那是因为当时提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交通救国。等到我们这一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我们要建设这个新中国，所以叫建国、强国，为什么要救国、建国、强国，因为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国家，这是一种爱国情怀。爱国需要奋斗，所以西迁精神，一直是传承了爱国情怀跟奋斗精神。

62年前，我们从上海过来，当时大西北风沙很大，但来到后发现比我想的还好得多。那时我们年纪都很小，刚大学毕业，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到西安来觉得也不算远，而且还跟自己的母校在一块，还有熟悉的老师、熟悉的环境，还觉得挺高兴的，这是当时一种真实心情。

到了西安，来到新的环境里，说话也说上海话，所以没有一种很陌生的感觉，我们也不太出去。但要出去那就不一样了，下雨天是土泥路，晴天是扬灰路。

我想说的是西迁来确实不容易，不容易在什么地方？不容易在我们的老师。

我是学铸造的，我们铸造教研室主任就是吴之凤。吴老师是德国留学生，同济大学毕业的，这个老先生一听说1955年要西迁，他说没什么说的就是响应国家，听党指挥。当时他儿子刚好55年高中毕业，然后就问他爸，我考什么大学？吴老师说就考交大，咱们一起到西安去。所以他儿子55年考了交通大学，还学铸造专业，跟他爸一样。

还有55年的时候，校长组织人员来西安勘察选址，结果我这个吴老师就叫他夫人也去，说你是家属你也去，你回来做家属工作就更容易。等勘察完毕后，我师母就在家属里面做工作，比如家里都要迁过去应该怎样怎样，现在的大西北怎样怎样，到了西安又怎样怎样，她就现身说法一样在广大家属中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一家人对交大有着深厚的感情。

吴老师是1982年7月底过世的，我的这些老师们，都是80年代、90年代长眠在大西北这片黄土高原上了，我很怀念他们！其实我现在回忆他们，也是在说自己，我觉得西迁精神体现在我的老师身上，老师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才能在我们身上继承和发扬。

现在国家强盛了、繁荣了，但在西迁精神的鼓舞下我们还是要继续向西再向西，西安交大发起成立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建设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都是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举措。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西安交通大学西迁老教授丘大谋（83岁，迁校时为机械零件教研室教师）

我是1955年大学毕业，交通大学毕业直接留校任教了，工作两年之后迁到西安。那个时候就是21、22岁这样，比较年轻。

当时同班毕业留在上海的相对来说都比我们的收入要高，发展要好。但转念一想，假如我们这一辈要不来，西安交大的教育怎么搞？能为大西北建设、国家建设培养出这么多的可用之才吗？贡献出这样大的力量吗？如果把交大西迁比做大树西迁，这们这一代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我认为西迁精神的内涵就是爱国奋斗，我跟一些年轻学生讲，现在的条件已经跟我们那个时代的条件非常不一样了，无论是外部条件，还是内部条件，你们的起点要高得多，学校的教师起码都是个博士生，要做科研有那么多的国家项目和上亿的科研经费。你们站的平台要比我们那个时候的平台好得多，再加上现在这个时代，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国家这四十年来有了非常大的的进步，现在的一代是幸福的一代，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环境，要什么有什么。但越是在这种优越环境中越是要发挥爱国奉献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自觉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为学校建设，为西北建设，为国家富强做出更大的更多的贡献。

我们为西部建设了一所高水平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西迁老教授朱继洲（82岁，迁校时为工程物理系教师）

1956年毕业后我留在了专业教研室。1955年是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迁往西安，那么到了1957年，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些老师提出了可搬可不搬。但我们的周总理说从国家需要来讲，西北地方比较落后，没有工业，也没有一个水平比较高的高等学校，所以国家还是希望交通大学把迁校这个任务很好的彻底的完成好。特别是知识分子，上海知识分子多，应该多调动，来支援西北，支援国家。当时周总理还特别指定了高教部的正部长到上海做工作，副部长到西安来做工作。

我是1952年考进交通大学，1956年毕业的，当时在上海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小青年。在学校四年我们受到非常好的教育，而且国家对我们全部享受助学金，享受公费医疗，我们当时大学不要付一分学费，而饮食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我自己感到作为一个年轻人，是国家培养了你，现在到了国家需要你的时候。所以周总理的号召刚好成为了我西迁的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当时毫不犹豫地在1958年的9月份到西安来。

因为我当时是机械系教师团的委员，书记叫我专门去统计一下，当时报名的有多少？我统计下来，在我们年轻教师中间大概有86%决定迁过来，少数有一些困难的留在上海。老教师中间大部分也是过来了，所以我是1958年9月份过来的，也是西迁大军的最后一批。

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这支队伍到西安后，很好地传承了老交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教学传统，到了西安以后，没有因为迁校耽误一节课，也没有因为迁校耽误一节实验。

我当时在2005年的时候还写过一篇东西，交通大学主体西迁为什么会成功呢？就是他们忠于党忠于国家的理想信念坚定，对这些老先生们来讲，国家刚刚解放，他们亲历了国家和人民从水深火热到当家作主的这个阶段，经历了思想上的洗礼。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完全是在党的培养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像这样一支队伍过来以后，大家都是一心想把交通大学在黄土地高原建设好，这一个思想、这一个主观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

不能因为搬过来影响了教学质量，所以来了以后大家都是非常认真、非常努力，尽量克服在西安遇到的一些困难，把工作搞好，而且这个工作得到了当时的教育部公认。我们记得在那个年代，教育部很多高规格的会议都来西安开，我们很多老先生都担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或者是委员，充分说明了我们迁校过来这一支队伍非常过硬。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我们深受鼓舞，在学十九大报告的时候，大家的热情特别高，大家想跟总书记说的话也特别多，也对学校的发展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我们现在更应该提倡爱国爱校，要把我们的科研教学搞上去，真正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正式因为有了这么好的平台，知识分子才有用武之地，为国家做贡献。另外一个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有担当精神，年轻人还是要奋斗，不要完全局限于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知识，个人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要把个人梦想融入国家梦想当中，这就是我们对西迁精神的理解。

十九大报告里面提出了我们已经进入的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任务、新气象，西安交大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建设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承载产学研结合，科技成果转化等重大使命，我想这就是西安交大的新任务和新气象，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创新港建设好，西安交大为国家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对我们这些老人来讲，也非常受鼓舞，我们期望将来我们能够为国家输送更多的人才，能够做出更多的科研成果。

严格要求自我，努力提升自我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电磁学家周佩白 （82岁，迁校时为电气工程学院教师）

我是1954年进交大的，1958年跟随最后一批大部队迁移到西安，回想起来也是为支援西北建设，扎根西安奋斗一生。当时就是祖国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这个观念非常强烈。

因为我们的课程决定了我的任务，我们的课是基本理论课，它的基础内容就要让你很严格，交大教师大部分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这是老交大传统精神？我们对老一辈的教授都很敬佩，当年我总是希望跟他们多接触多学习，传承这种教风。所以我觉得我们教研室的教师也好，整个学校的教师也好，从来没有过对教学不负责任的情况。

另外，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最近我在整理自己的资料时想起一个事情：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教研室组织了一个学红军自己找苦吃的活动，我们背着行军的背包，从重庆走到遵义。我记得是12个人，其中5位女同志，我那个时候大概30岁左右，最老的范老师应该比我大六七岁，虽然是件小事，却表现出我们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严格要求自我、努力提升自我的精神也是西迁精神的一种内涵。

我觉得西迁精神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无私奉献、艰苦创业，而且我有一个感觉，每一个单位有每一个单位的作风，我始终觉得作为一个交大人很自豪。作为一个交大人，我要继承好西迁精神，要继续做出我力所能及的工作。

想起当年西迁时候，我有一位姓王的老师。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他的夫人和4个儿女全部搬来了西安。很多上海这些老师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都把自己的房子处理了，有的家属把自己的工作也辞掉了，就这样过来了。

作为学生，我非常愿意随交大西迁。当时不管年轻人还是我们的父辈，都把国家的重新建设看成是大家的需要。当时我走了我们家就没有人了，因为我妹妹保送到了北京，我弟弟进了解放军部队，我走了以后，父母身边就没有人照顾了。但是当时大家对祖国建设是没有怨言的，哪里需要就去哪里，这是当时社会普遍的精神状态。

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心里头有个基本概念，家里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我觉得这个概念在我们学校现在的很多年青人身上也有。去年9月份，我校应柏青老师才53岁就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小应1985年毕业后留校分配在电气工程学院电工电子教学实验中心工作，一干就是32年。她也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太重，忽略了身体。而且我刚刚知道她竟然开发出了两个软件应用到试验室，她这个工作太不容易了，要花费很大心血，她没有学过这个专业，但还是啃下来了。我真是要感谢她，要表扬她千千万。遇到这样的老师是学生的幸运，学校的幸运，国家的幸运！有了像他们这样的新时代西迁人我们感到欣慰，相信我们的西迁精神也一定会后继有人，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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