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8821万，占总人口比例接近联合国7%的老龄化社会标准。学术界将该年作为中国老龄化元年。

20多年来，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形成。2021年，全国90%以上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建设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1.8万个，床位312.3万张；建设提供住宿的养老机构和设施35.8万个，养老床位815.9万张。

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与面临的养老服务困境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走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复兴之路上，但我国也是当今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

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1.559亿，占全球老龄人口的23.01%；当年，印度老龄人口为0.8354亿，占全球12.33%，位居第二。2022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98亿，占全国人口的14.9%。

养老服务是国家通过立法，在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市场配置资源中，对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老龄人口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基本需求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的现实情况是，我国居家、社区、机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依然是“独生子女顾不上、放心保姆很难找、专业护工数量少、护理人员流动大”等人力资源短缺问题。

近些年来，大力发展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仍存在设施建设简陋、大部分养老机构入住率低的问题。很多养老机构（包括医养结合机构）硬件设施不健全，尤其是专业护理人员，如医生、护士、心理师，以及高素质管理人员短缺或缺失；相当多的养老机构因没有条件或不愿意接收失能老人、鳏寡孤独老人，将对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康复训练、心理慰藉有特别需求的老人拒之门外。

传统的“人养人”“点对点”养老服务方式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内容“脏、累、险”，也是世界各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

当前，中国养老服务面临的人力资源困境主要有三类。

一是家庭照料人力不断减少。据相关调查资料，中部某省南部农户进城购房比例过半，相当多的年轻人进城工作、生活，但一般只有孙辈在城市上学时，老年人才能随之进城。城乡分割的离散化家庭将农民就业、生活和养老空间分离。随着乡村社会转型，农村公共文化和社会舆论对老年人养老的支持功能弱化，子代家庭经济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农村养老资源，内生养老秩序很难维系。

2010年—2030年，我国老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少儿人口的比例将从1：4.36：1.58变化为1：2.31：0.91。老龄人口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数量将从1347.98万增加到11343.19万。

二是失能、半失能老人专业护理服务人员短缺。据全国老龄办等三部门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2020年、2030年和2050年，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将分别为4200万、6168万和9750万。

在职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面对卧床不起的老人，很多子女会陷入“事业”与“孝顺”的角色冲突。可以说，在当今的社会市场生存压力下，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及其组成的社会关系结构，使子女几乎没有为长期卧床的双亲提供亲自服务的条件。

近年来，实践过程和学术探索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只有为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周全的养老服务，老龄社会的关键问题才能解决，从而极大地促进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使人民群众过上康乐、幸福的生活。

三是尚未形成与养老服务行业共同成长的就业新业态。按照国家民政局基本建设标准，2020年、2030年和2050年，中国至少需要1300万、2056万和3250万养老护理员。目前，医养结合机构的医护专业人员仅占12.2%，其中研究生占0.23%、本科生占6.95%、中小学生占70%。平均一名护工需要照看5~6名年老患者，白天、黑夜倒班，月工资3000多元，工作十分辛苦。一旦有其他收入高或负荷轻的岗位，很多员工就会尽快离职。工作中也避免不了护理行为不规范问题。

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科技进步，依托互联网平台可实现就业，以及因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社会需求变动而形成的就业结构升级，逐渐出现了有别于传统稳定就业的新业态，使“人养人”“点对点”的居家、社区、机构传统养老服务就业迎来新曙光。

伴随新一代科技革命发展而出现的智能养老

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中，以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成为通用目的技术，集计算技术、控制技术、感应技术、动力技术、分析技术于一体，实现了人工智能系统替代部分人类脑力劳动。可以说，智能制造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也是先进制造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贯穿于产品、制造、服务全生命周期的整个环节。

智慧养老强调的是“未来养老活动的构想、设计、方案”，而智能养老更强调将“未来养老活动的构想、设计、方案”付诸实践。《荀子·正名》有云：“知有所合谓之智”，即知觉与认识对象相符合为智；“能有所合谓之能”，即“智”需经过实践检验才为“能”。

我们在项目调研中发现，目前国内的智能养老模式还是以智能穿戴、远程监控等信息设备与技术为依托，面向独自居家或入驻机构的健康老人、半自理老人，集检测、报警、提醒、信息传递于一体的养老模式。这些智能养老措施一是提供老年人健康数据、远程紧急医疗救治信息、远程医务监护服务、活动轨迹查看分析、远程行为指导与紧急处理处置，以争取抢救时间；二是老年人居家或入驻机构，通过点击智能设备，在服务平台选择保洁、护理、外卖送餐、助浴、购药、缴费、陪医、陪购等服务项目；三是通过语音互助功能、互动信息交流等，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改善孤独、寂寞的状态。其基本定位于面对面、人养人的传统养老方式的功能延伸、作用强化、效率提高、意外减少等目标。

这些措施的终点或局限性仍在于需要人力服务，尚不能从根本上减少人力使用，实现人力替代。

2016年，日本内阁会议制定的超智能社会5.0战略，提出注重运用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建设智能化、专业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提升医疗与养老专业人员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握能力，在国家科技战略中促进养老服务发展，与国家老龄化政策有序衔接；在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中，探索利用智能科技促进老年医疗护理服务的进步，促进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

2020年，《美国老年人支持法案》提出了家庭照顾者支持计划，用科技手段促进老人护理评估工作效率的提高；同年，《疗养院紧急支援和老年人司法改革法案》提出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工作水平。

英国国家医疗和卫生服务管理部门于2019年推出的《长期发展计划》，对该国未来的国家医疗健康事业作出全面部署，建立智能医疗决策系统和利用智能预测技术提高护理服务质量。2021年，英国《人工智能路线图》认为老龄人口增加引起人们对医疗、卫生护理方面的需求激增。政府要借助大数据技术对人工智能养老服务各参与方的行为进行实时监督。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传统医疗和养老服务工作水平是荷兰解决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该国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提出养老照顾、医疗护理技术性要求。2020年，荷兰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提出“数字包容”概念，针对数字技能受限的老年人群在互联网服务中的诸多困境，通过数字授权提高老人网上活动的便捷度。

可以看出，在面临养老护理人员缺口的问题时，目前各国只能依靠修改用工政策和劳动就业法律，动员本国低中龄老年人从事老龄人口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工作；在常年吸引外国劳动力从事本国的养老服务工作的同时，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有效代替部分工作岗位。但少子化、老龄化社会必然使得大量护理岗位依托相对年轻的老人护理年龄更老的老人；尚未研发以智能制造提升养老服务、以机器人替代人力资源的全局性方案。

着力发展构建中国智能养老体系正当其时

着眼于中国养老服务的人力资源困境，通过挖掘人脑潜质，提高人类智力，开发千万亿倍的人工智能，必将引发人类生存技能的深刻变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随着中国的少子化、老龄化与中国老龄化人力资源困境的先后到来，必须应用更高级的智能养老创造的更有效率的设备，以更高级的劳动生产率替代劳动效率不高的传统养老方式。

2021年，我国智能制造装备市场规模达到2.42万亿元，2023年的市场规模达到2.97万亿元。中国已连续8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2020年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达422.5亿元，同比增长18.9%；2021年达445.7亿元；2023年达531亿元，年均增长0.095%。

在我国少子化、老龄化进程中，如果把智能养老发展作为摆脱人力资源困境的规划方案，必然使我国智能装备制造业突飞猛进，为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作出更大贡献。

为此，应重点研究、开发、制造、推广有科技基础、成果支持、应用前景广阔的高中档养老陪护机器人。如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上，我国推出六足滑雪、水陆两栖机器人，代替厨师、消毒、物流、咖啡与鸡尾酒调制及提供接待服务等的机器人，具备人工智能监测功能的智能哨兵机器人也得到充分展示。

如果能将这些单一的高技术集聚到类人智能机器人身上，完全可以完成对大部分老人的护理任务。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开发研究、增加功能、精确制造，形成不断升级的养老陪护机器人系列。

目前，国际上已有的养老陪护机器人与“高智能”尚有很大差距，也是我国在此方面引领发展的机遇。为此，建议国家将养老陪护机器人列入全国智能制造的统一规划，尽快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市场配置资源和国家在资金、资源、政策等各方面全力支持的战略格局。

一方面，将已经开始推广并被市场接受的智能穿戴、远程监控等智能装备，嵌入现有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全面提高居家、社区、机构、医养结合的服务水平，达到现阶段智能穿戴、远程监控等国际养老服务标准。

在这方面，一是嵌入面向独居、生活自理和半自理老年群体的城乡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二是嵌入面向失能老人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三是嵌入面向中高收入群体的医养、康养融合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以此构建起链接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上门服务的大型专业化、网络化连锁经营集团公司以及智能服务平台体系。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智能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产业。一是开发技术含量更高，且专用于养老智能床位及穿戴、洗漱、排便等服务的设备体系；二是开发、制造更多功能、更高质量、能够替代人力、面向广大老人，且具有陪伴、服务、护理综合功能的智能陪伴机器人；三是开发和发展重点为老年人服务，链接三甲医院、地市级中心医院、县级医院、乡镇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能提供节约人力资源的远程诊断、远程诊治、远程手术的智能健康医疗服务网络体系。

有研究者指出，多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广阔的14亿消费者市场。随着人力资源市场的发展，当养老服务人力的价格高于使用机器服务的成本时，养老服务机器就开始代替人力服务。随着共同富裕的实现，人们担心的智能健康养老设备和装备的高成本，必然被中国3亿以上老年人的庞大购买力所抵消。

当然，老年人的文化活动、精神慰藉、临终关怀永远需要人与人的沟通；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及其产品只是人的智力与体力的结晶；养老活动还需要更高级的人的脑力与精神劳动。

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养老服务体系也是在探索进程中逐步发展成长的。开发代替人力的养老服务机器人，形成机器制造机器、机器操作机器、机器操作机器集群，把养老服务环节的设计、材料、生产、配置、服务全过程的技术劳动，纳入中国养老服务发展进程与体系是其发展的必然路径。

（作者分别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