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一场对人类社会影响空前巨大、史无前例的深远社会变革，范围之广包罗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其进程直到今天依然在不断深化中。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到20世纪初叶，中国人已强烈地意识到现代化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艰辛探索了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铸就了中国奇迹。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守正创新，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飞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飞跃，对于全面、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鲜活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溯源
现代化，或近代化，美国学者布莱克将其定义为“反映着人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现代化起源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加之西方发达国家极力地以自己的‘成功’作为推行其文化价值观的‘绝好佐证’”，带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烙印的现代化理论曾长期占据这一领域的主流阵地。由于这些理论在世界观、阶级观上与马克思存在根本分野，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认为马克思并无现代化理论，这是对马克思的最大误读。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性作用客观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做了充分而细致的研究，他“对现代工业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张能力以及蒸汽机和科学引起的社会革命所作的深刻分析，更是远远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之上”。但马克思并未同其他现代化研究者一样致力于“为资本主义唱赞歌”，立足世界历史的大视野，马克思对现代化理论的贡献至少包含六方面的内容。
第一，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和背反。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现代化意指人类社会从传统转型到现代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现代性”被相当广泛地用于描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最先进国家的共同特征。马克思认为，以工具理性繁荣为总体社会面貌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比以往历史上任何一种人类社会形态都更为先进，但根植于这种“先进”社会中的现代性却表现出矛盾、分裂甚至背反。一方面，“资产阶级的魔法”呼唤出了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的生产力，科技蓬勃，交通发达，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堆砌起整个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勃勃生机。人得以从封建的、宗法的、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中挣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得以充分表达。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本人更为强调的现代性的另一面，即认识资本主义现代性一定要立足于“反抗的历史”。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主义现代性体现为财产聚集在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巨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毫无人性的剩余价值榨取及其引致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世界范围内少数特权阶级的现代化，无产阶级则身处“现代牢笼”的渊薮之中。人看似成为“原子式”的独立自由个体，却无往不困于现代生产关系的枷锁中。工具理性繁荣的背后呈现出价值理性的断崖，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彻底代替了“宗教虔诚”“骑士热忱”，“田园诗般的天然尊长关系”荡然无存。
第二，马克思论述了现代性得以产生和彰显的机理。资本主义现代化如何推动现代性的产生？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歧显而易见。韦伯将现代性归于资本主义精神所推动形成的“世界的理性化”。虽然马克思认同思想领域的解放是与现代性同频共振的，但现代性绝不产生于新教徒脑海中的某些先验逻辑，否则就会陷入黑格尔对“绝对精神”头足倒置的形而上之中。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说到底是在现代生产基础上资本运动的产物，是随资本运动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归根到底还是要到资本中去寻找。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现代性的本质并非表面的僵化的物，而是资本逻辑及其展开——资本永无休止的增殖积累冲动指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形成、机制运作都听命于资本积累，凡是有利于资本持续积累的因素和方面都会被保留和加强，而阻碍这种逻辑的都会被剔除和淘汰。资本逻辑的革命性和创造性“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其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宰制不仅决定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更厘定了这些结构的定义、内涵与互动机制。最终，资本逻辑推动形成的现代社会各层级、各因素的外显特征构成了整个社会不同于以往旧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在。
第三，立足世界历史，马克思预测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剖析置于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世界历史中。资本主义现代化机制作为一种更加适应彼时西欧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模式取代了旧的生产关系，打破了原有传统社会人们在相对狭小的土地上封闭的和相对孤立的生产生活方式，其所要求的普遍交往使得地理空间界限趋于“消灭”，“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马克思的高屋建瓴之处在于，他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局限中跳脱出来，“在分析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预测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趋势”。马克思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中一个暂时的阶段：现代资产阶级虽然在历史上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本逻辑客观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现代性和世界历史的终点。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狭窄的民族历史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转变将会成为不可逆的铁律，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人们普遍交往的进一步深入，资本主义现代化将会像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社会一样成为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文明形态，现代性却不会止步于此。人类社会终能在打破各种桎梏、克服各类局限中迭代升级，向世界历史的发展主流中奔涌而去。
第四，马克思指明了人类现代化的实质和目标。马克思认为：“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现代化的开创者，马克思始终以“人”作为衡量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终极尺度，强调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使人而为人才是人类追寻的现代化实质。马克思认为，人类解放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首要目标，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也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场域中，人类解放至少面临两重束缚。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人的现代化无从谈起。而“‘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只有以发生在现实社会领域中的生产力的不断解放为历史依据，社会的普遍进步才能赋予人类解放以前提。另一方面，人类解放要摆脱各种社会力量强加于人身的不合理束缚，从残酷非正义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之中解脱出来。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方式下，人们的劳动生产不是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而是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牵制着人走向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固有力量应该是社会力量，而只有当“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也只有当人成为不被异化力量束缚的现实的人、社会的人时，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才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这才是马克思对现代化实质的终极追求。
第五，马克思为人类社会现代化指明了历史归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作为现代化的中间产物，为迈向高阶现代化创造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正如“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一样。但资本主义现代化也为自己创造出了“终结者”和“掘墓人”，工人阶级将“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在高级的社会形态中，现代化以共同体为组织形式、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现代性指征。马克思强调，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马克思的叙事中，未来人类的现代化所指向的社会形态清晰可见：“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归宿。马克思、恩格斯更是详细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发展阶段、终极目标及如何实现等科学社会主义问题。有学者认为，作为一把指导人民群众通过革命实践实现高阶社会目标的利器，“科学社会主义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核心”。
第六，马克思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现代化不是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马克思在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社会考察和探索基础上得出结论：俄国社会很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在这里，“不通过”而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理论可以归结为社会更替论与历史跨越论的统一。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人类生产方式演进导致的社会发展阶段更替的结果。因此，东方社会想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遵循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实现从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的更替与升级；另一方面，虽然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发展道路并非要严苛地遵循“五种社会形态”接续更替的单线序列化模式，俄国等落后东方国家不必循着资本主义之辙“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就可以完成对资本主义阶段的跨越，实现现代化路径的缩短。但对资本主义阶段的跨越是有条件的，完成对西方物质文明成果的占有是实现这一跨越的必要条件。“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此强调，俄国不能脱离世界发展的整体性和历史定位而空谈现代化，“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在俄国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脆弱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条件下，仅从内部自身长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进化”取得的那些物质基础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只有置身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推动的世界历史大潮，通过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与世界进行互动连结，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才能完成生产关系领域革新带动生产力大发展的自上而下的变革。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阐明了一国现代化路径的选择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东方社会完全可以走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历史局限，产生出立足自身现实的多元现代化向度。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奠基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意识萌芽于救亡图存。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坚兵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古老的东方大国被迫划入了西方现代化殖民扩张的历史版图。此后的近一百年间，面对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命途，西方列强的侵略对传统中国社会带来了几近致命的破坏，却未能也绝不会承担起“重建的使命”，国家现代化更是无从谈起。为争取民族独立从而为现代化奠定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奋斗目标。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的现代化序幕正式拉开。
（一）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探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中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先河。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
第一，以快速工业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发力点。毛泽东和党中央敏锐地意识到：工业化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是任何一个想要走进现代化的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党的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因此，将中国这个几千年以来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是驱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首要任务。这一社会矛盾的提出与目标任务的确立是立足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深刻构思，体现出中国现代化道路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现代性的扬弃与吸收。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新中国凝聚内部力量、利用苏联援建外部优势，开启了在一个农业国快速实现工业化、搭建大国工业体系的现代化探索之路。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鞍山钢铁公司、哈尔滨锅炉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一大批工业骨干部门成立。1957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达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67.8%；钢产量为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机床产量达2.8万台，比1952年增长104%。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工业化生产能力大幅提高，为现代化发展锻造出扎实的工业根基。
第二，明确了走独立自主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遵循。一方面，中国屈辱的近代史证明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水土不服。新中国是在全体中华儿女百年救亡图存艰辛探索中诞生的，旧中国尝试过的各种“政体”“主义”都以失败告终。在道路问题上，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把握住马克思早已为人类社会发展所指明的科学社会主义之路，得出“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也只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真理。另一方面，在向苏联学习现代化经验的同时，注重对实践和理论进行反思、调整。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在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和苏联模式暴露出的弊病后，强调要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他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按照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而不是完全倚重重工业发展，强调各产业协调发展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独立思考与探索，中国走出了不同于苏联的工业现代化道路。
第三，制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安排。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四个现代化”是对单一工业化维度的拓展，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现代化场域的不断丰富。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反思“大跃进”等一系列“左”的错误教训时，认识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并对“四个现代化”做出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启
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尽快扭转十年内乱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的严重破坏局面成为摆在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邓小平提出“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迫在眉睫。从“工业现代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规律的把握和对现代化内涵的不断丰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现代化事业面临严峻挑战时，带领党和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特别是这一时期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思想和理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针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写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篇章。
第一，厘清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为中国式现代化扫清了思想障碍。十年“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给当时的中国造成了严重的思想动荡，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了一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是从中华民族百年救亡图存的艰辛道路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旗定向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立场不动摇的基础上，邓小平强调要以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现代化建设新路线和新方针政策的施行做出必要准备。“两个凡是”精神枷锁的破除，使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风暴横扫全国，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如火如荼的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民智、凝聚了民心。
第二，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全面整体布局。邓小平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中，明确了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特别是，他强调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于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明确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激活市场动能的基本制度保障——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效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中开启了革命性、历史性的探索与创新；明确了将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通过开放倒逼中国融入世界市场，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外两个方面注入强劲动力；制定了更加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现实规律的“三步走”战略步骤，将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社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分别作为每一个阶段的战略目标，为中国式现代化锚定了历史起点、描绘了美好蓝图。
第三，提升了现代化的质量，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深刻理论内涵。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总任务明确为“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但“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提高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至关重要。邓小平认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还要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因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更进一步，邓小平指出人的现代化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提升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认为，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人的现代化以纲领性文件的形式熔铸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内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快推进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一以贯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布局，带领全国人民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现代化建设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在此期间，党和国家紧紧抓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了一系列重大挑战，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坚定不移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这些伟大成就与宝贵经验，为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更高层次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成熟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人类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伟大成功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坚持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将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4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超过1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49.7元增长到3.5万元。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民主法治水平不断提升，生态保护力度空前，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强军兴军事业不断推进，科技实力、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扣人类现代化现实弦音，探索形成了立足中国实际、放眼世界现代化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对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一般性规律总结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全新发展中完成了根源性和总体性构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全新飞跃。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擘画出一种“大现代化观”——在将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进程整体考察的视域中，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现代性”，在驾驭资本逻辑中改写现代性基因，为当今世界全人类的现代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起了社会主义的“新现代性”
在马克思的时代中，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阶级对抗中成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起点，而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则蕴含着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对现代性的最高价值目标与追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到共产主义现代化不可一蹴而就，现代性的转换相应地也无法遽然完成。因此，经典理论未能给出和解决的转换过程中社会现代性形态问题为后继者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马克思之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高度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嬗变的揭示。无论是卢卡奇基于物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展开的批判、鲍德里亚符号理论对异化的现代性的抽象，还是哈维在空间维度开展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诊断，都停留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未能真正在构建新的现代性理论层面“建立起一个新世界”。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现代化事业蒸蒸日上，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写就的“思想进程”在此间也并未发生断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构建起的“新现代性”填补了马克思关于两种社会形态的现代性如何转化和过渡的理论空白。这一“新现代性”的构建不是源于空中楼阁，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重视的现代社会赖以需求的物质文明基础的充分发展为先决条件。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积贫积弱，到如今成为综合国力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人民生活水平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中国式现代化在注重发展生产力、丰富物质文明的目标导向中拒绝走资本主义现代化背反的老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环境与现实诉求基础上展开的，不仅表现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进程，而且凸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建设。道路的不同决定了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已经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炯然相异，一种独特的、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范围内从未有过的“新现代性”建构已呼之欲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这一新现代性将“人口规模巨大”和“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的首要旨归，是对“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当代阐释，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回归于“人”的高度凝练。中国式现代化改善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中最为蔑视的“人”的生存状况，让14亿人民在充分共享现代化成果的同时，避免经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扭曲与社会灾难的摧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对贫困现象历史性消除。与此同时，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障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障覆盖近10亿人。社会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培育了超过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不断让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则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相得益彰，体现了新现代性的总体原则。新现代性的生发虽然高度重视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却不以物质财富的积累为圭臬，而是将一切发展与进步统摄于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旗帜下，使得现代性的彰显不因工具、科技的发展而必然伴随人性道德的滑坡。党的二十大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领价值、凝聚人心，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成为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共同价值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走和平发展道路”都是对现代化所遵循路径的重点指引。不对自然掠夺、尊重自然赓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性跃迁层面的引领与超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十三五”期间，在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基础上，生态环境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转变。2020年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达到89.5%，比2017年提高10.7个百分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指南。“走和平发展道路”则是站在全人类前途命运攸关的视角，开辟出的以尊重各国发展权益为前提的新大国发展模式，引领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持续扩大开放，以“一带一路”作为共同发展的重要纽带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携手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问题，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致力于世界和平、发展和繁荣的使命担当。
籍此，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现代性本身应该是变动不居的，并且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更高阶演化过程中不断嬗变的理论突围，革命性验证了构建“新现代性”的实质“就是克服现代性的诸种矛盾并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达致现代性分裂的整合”，使得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当下不断趋于连贯和丰满。
（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在驾驭资本逻辑中改写现代性基因
资本逻辑作为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是资本在价值增殖活动中展现出来的内在联系、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引发了现代性的生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昭示，资本虽有万般瑕疵，但在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促进技术革新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资本本质要求超越时间和空间不断追求价值增殖，而资本增殖的方式和目的在不加约束的条件下，资本逻辑会不断引导生成和放大资本的非理性方面，从而陷入资本主义背反现代性的泥潭，造成现代性的失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揭示和批判为基础，强调要让资本逻辑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所用，要不断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言：“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
在现代化全局领导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坚持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是改造资本逻辑推动生成中国“新现代性”的关键。究竟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还是以劳动创造为主导，是决定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属性的根本问题，是由特定国家现实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认知—选择”范式，也是后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国家行列所必须谨慎回答和认真思考的时代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从发端之初就将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奋斗目标，强大的政治信仰内驱力和自我革命的纠偏力是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不坠资本意志、永葆初心坚守的内生性力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秉承初心，“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从而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运行不被资本逻辑异化，保证了现代性的生成不被资本力量所主宰。
在现代化机制运行层面，经济运行机制通过作用于资本的运行框架与运行范式，能够对资本逻辑进行深层次型塑。资本主义现代化中，资本通过其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辐射其他方面，成为操控现代化全过程的“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从资本的经济逻辑入手，从根源改写其现代性基因。马克思现代化经典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最高的现代化目标，但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让资本逻辑为我所用到最终超越资本逻辑？历史地看，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建设初探时对资本的抗拒消解使得中国现代化道路经受了一些挫折和考验，但也为后续进一步深化对资本逻辑的认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将市场经济体制纳入社会主义的范畴，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驾驭资本逻辑的伟大探索。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肯定了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这一驾驭资本逻辑的首要前提，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历史框架下，中国式现代化在发挥和利用资本的理性方面、批判和摒弃资本的非理性方面以及在对资本逻辑的主动引导方面持续发力，完成了对现代性基因的改写。
在发挥和利用资本的理性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中要坚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将资本作为现代化建设工具箱中一种能够推动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和有效配置资源的中性工具，将公有制为主体、多重所有制共同发展规定下的多重资本样态作为对资本社会定位和增殖目的的设置优化，并仅以此作为占有和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物质文明的底层逻辑，使得资本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充分展示和发挥其在促进各类生产要素高效组合、激发劳动者创造财富等方面的强大活力。在批判和摒弃资本的非理性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要将“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作为规避资本主义现代性泥沼的关键性策略，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利用强大的社会主义机器对资本逻辑进行驯化，对资本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邪恶基因进行剥离，使其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与此同时，将资本逻辑限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内，禁止资本试图通过垄断、寻租等手段谋求不正当利益，损害社会福利，防止资本权力无限扩张渗透到政治、文化、生态等社会各个领域操纵现代性生成。在利用和批判之余，对资本逻辑进行引导。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在有效市场中嵌入有为政府，在生产、流通等资本循环的入口端对其运行进行价值指向与政策指引，使资本及其背后“人化的资本”——资本家能够在增殖收益与社会价值之间寻求平衡，在追求利润时须以国家需要和人民需求为导向，在完成自我增殖的同时注重三次分配实现人民福祉的增进，进一步消除资本与社会普遍利益的对抗性矛盾，从而不断调节和引导新现代性的生成。
（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从世界历史角度审视现代化问题，为当今世界全人类的现代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现代化理论“不仅是要研究当前面临的种种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研究世界经济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好的理论不仅能够解决当下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未来人类社会现代化航向的把握，从而能够让后发现代化国家从追赶者变为现代化历史的开辟者和潮流的引领者。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民族历史汇入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大势所趋，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是一种不可遏制的规律性演进，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在各民族隔阂打破和融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向纵深发展。马克思逝世的一百多年后，世界形势和现代化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逻辑在全球所造成的现代化步调的参差带来了人类命运的愈发分化，世界的现代化前景处于风雨飘摇中。特别是在流行性传染病肆虐过境的后疫情时代，地缘政治危机引发新型冷战思维抬头，典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表现出与世界历史相背而行的逆全球化行为等为人类社会发展增加了显著风险和不确定性，似乎已经冲出了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描绘的框架。
世界现代化将向何处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将人类现代化置于共同体的语境当中，对当下中国和世界现代化所面临的时代环境、所处阶段做出准确研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同马克思所描绘的“真正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混为一谈，今天的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所指明的时代，尤其是当今世界依然处于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性现代化局面中，在其所能够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这一进程就不会产生实质性阻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要“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表达也应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同时作为一种对未来高阶现代化社会的历史过渡与实践准备。在此历史前提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明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特征的世界形态将成为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将现代社会发展的关联性和依存性置于对当今世界现代化认识的核心地位。中国的现代化稳步走来，其成功直接受益于世界发展、普遍交往扩大这一历史进程。立足马克思世界历史大视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认为只有在开放的世界、相互连接的世界中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任何一种社会，如果只闭门造车，抗拒成为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部分，就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终究要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要顺应历史潮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新的全球现代性发展形式的酝酿”作为破解人类现代化向何处去迷思的重要理论重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每一民族同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在典型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表现为一种高度不平等的、畸形的依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倡导不发达国家摆脱对世界霸权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依附，各国现代化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同世界的交往与连结，并从中获得符合自身民族利益的现代化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所推动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现实脚注，更是旗帜鲜明地摒弃了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现代化单边主义发展方式，将团结协作、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作为当今和未来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动力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
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现代化风险与矛盾不断凸显，尤其是在全人类面临前所未有复杂形势面前，经济、政治、社会、生态领域纷纷产生出阻碍资本主义现代化得以持续的负面因素，甚至引发了民族的、宗教的反现代主义运动，为本就处于现代化发展不均的世界蒙上更多不确定性，即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提到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因自己的实现而动摇了自身的基础”。西方现代化国家在当今所表现出的动荡与断裂并非一定会成为每一个想要追求现代化道路国家的必经之痛，西方现代化国家的今天不一定就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明天。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跳出了西方现代化的窠臼，让全人类看到了现代化未来之路的曙光。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将人置于主体地位的现代化理论
西方现代化理论崇尚工具理性，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将人假设为理性的“经济人”，对人进行片面化和工具化，全然过滤掉了一个真正的、完整的、自由的个人除去理性之外的情感意志，摒弃了人除却物质和财富之外的丰富追求，将人的全面发展孤立于社会发展之外。“人”的因素在传统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中虽然被提及，但未能成为高于规范性抽象工具的价值选择。如英格尔斯主张在寻找现代性的起源时，应该到人的因素当中去，但他也仅对由于现代化产生出的现代人的特征加以描述和分析，而未能真正从人的价值旨归出发去理解现代化实践和发展现代化理论。说到底，这是一种理论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问题。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了“人”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确立了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观。一方面，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践行者和创造者。“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以教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力量武装现实的人，最终使这种社会力量内化为人的固有力量、本质力量，在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中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在满足人的需要过程中让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经济现代化产生良性互动，不断奠定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的人本定位，把人的现代化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坚持把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解决了一个积贫积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人民群众“有没有”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转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现代化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好不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第二，形成了现代化过程中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安排和理论体系。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倾向于强调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的普遍进步，每个人的福祉因此而提高，但却忽视了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失衡。无论施行再多的改良政策，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只将财富分配调节作为缓和社会矛盾的权宜之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虽然人口众多，但发展成果始终属于人民。中国现在和未来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也产生了发展的区域城乡差距和财富分配失衡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一方面，通过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共产党完成了近1亿人口脱贫的巨大工程，在实践中提出了一整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计划和解决方案，现阶段，又踏上了乡村振兴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伟大征程，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构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表明，国民经济增长和财富的积累，不会自然产生“涓滴效应”而让每一个人公平分享增长带来的好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必然会造成政治分裂、社会冲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在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动能转换的过程中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通过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将共同富裕上升为制度性、体系性的实践指导与理论遵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飞跃。
第三，重新定义了现代化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西方工业化进程中，人以地球主宰者的俯视之姿最大限度地对自然进行攫取，以换来巨大物质财富的生成与积累。伴随着对生态自然造成的影响与破坏的加剧，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以“生态学”为指导的一系列绿色政治思想，主张建立一种可承受的经济发展模式，既能满足全体人类需要，又不至于破坏生态平衡。但诸如此类的思想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远离主流研究阵地，在实践中亦成为资本主义政党之争用来收买人心的表面文章。党的二十大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摒弃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真正从人本角度出发，深刻回答了在发展过程中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两山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重要理念，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从人类中心攫取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无限度开发利用转变为良好生态才是民生最大福祉，中国式现代化从西方现代化“污染—抗议—治理”模式中跳脱出来，填补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中人本现代化思想理论的匮乏。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复合全面的现代化科学理论
由于现代化缘起于文明相似、地域相近的欧洲大陆，几乎没有其他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能与西方现代化进行同期比较。因此，意识形态的单一化形成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前提。西方现代化的实现基本遵循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串联的发展顺序。要素在时间中的顺次展开和空间中以资本主义财富聚集为内生变量的发展模式使得西方现代化理论容易困于“所见即所得”的理论窠臼之中，而忽视了现代化落脚于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的可变性，忽视了一国开展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协调各方因素的复杂性。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厘清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特性。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范本，提出各国都应该顺次经历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等六个连续的发展阶段后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诸如此类的现代化理论范式忽视了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漫长现代化进程和发展阶段的不可复制性，其发展模式在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并不适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并联式发展的现代化，因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过程是叠加进行的。关于中国复合现代化的观点，既肯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普遍性和规范性，又充分明确了中国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现实背景和内在矛盾，是具有特定社会、历史内涵的现代化，是一种多任务时空叠合式的发展。因而，中国的现代化在实现手段和模式上具有其特殊性。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现代化的稳定性与全面性。自西方经济学理论之父亚当·斯密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增长”二字的着迷几乎上升到了压倒一切的高度。现代化以经济的腾飞与财富的增长为首要目标，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也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并为之服务。这种经济现代化中心论同样被试图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欠发达国家，以期在这些国家实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图景。最为典型的是形成了发展经济学这样的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角色站位、历史经验去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的理论。仅用国内生产总值、人均产出、财政收入等宏观数据测度现代化发展水平，既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可持续性问题，也无法解决社会系统各个层面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与同步性问题。中国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全面”二字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高度和理论标准上的升级与跃迁。在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断为中国经济长足发展和现代化行稳致远注入持久动力。在现代化的层次与领域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要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包括但不限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农业农村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并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提到最高位置。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现代社会价值目标的多向度达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系统布局理论中，对“两个文明”做出了革命性延伸与扩容，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摆在最为重要的位置，强调要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协调发展，让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为中国式现代化赋能，不断提升现代化的内涵，实现现代社会价值目标的多向度拓展与跃升。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科学回答，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新飞跃的全局视野和战略遵循，牢牢把握住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多元全球的现代化理论
鲜有西方理论家将海外殖民历史和霸权对外扩张作为一种现代化基础写入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中。这些血腥的历史本不应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史中被虚无和掩盖，因为它们构成了这些国家现代化开展的理论前提。西方对于现代化的研究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围绕“欧洲/西方中心论”展开，之后由于美国现代化的后来居上，演变为“美国中心主义”。无论如何，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将西方现代性与世界其他民族地区切割开来，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定会一统天下，其他想要跟上西方现代化步伐的后发国家要向西方文明学习，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高度依赖和听命于前者，成为其发展半径内的同心圆。这种一元现代化理论曾经从客观上助长了西方的海外奴役和霸权侵略，在当今世界表现为西方世界文化上的高度优越感和居高临下的“教师爷”姿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打破了这种一元现代化模式的思想束缚，实现了对马克思多元现代化理论的继承、续写与发扬。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新范本。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功。从社会主义发展史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超越了马克思所描绘的“三个从属于”场景，打破了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唱衰的“历史终结论”。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证明了后发现代化国家不一定要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亦步亦趋，可以不一定为了实现现代化目标而遵从带有悲观色彩的“依附”发展理论。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从一开始就摒弃了资本主义的“本本”，拒绝对这种单一现代化模式中的各种现象化理论进行照搬照抄，从而避免了资本主义种种“现代化病”，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可以借鉴的范本。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世界各民族地区现代化开拓出“和平”“平等”发展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方式。“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模式普遍带有扩张性、排他性、虚伪性的特征；中国走的是一种内生演化、合作共赢、可持续增长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坚持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对和平发展道路的追求从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上升为未来发展道路的理论自觉，打破了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从属”的一元模式，体现了中国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自觉，也是对其他正矢志追求现代化国家的庄严承诺。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始终秉承马克思追求全人类自由解放的伟大理想。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空前增长，现代化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综合实力日渐悬殊，人民生活水平愈发极化……对于中国和其他正在渴求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某些尚存的零和博弈思维显然不利于后发国家团结起来实现合作共赢。在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石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协同发展思路不断凸显出其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实意义。“一带一路”的建立与发展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不同地域和国家现代化的联合宣言。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生发出的团结协作、合作共赢精神，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更能解决未来世界现代化的可持续问题。
结语
中国走出了一条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功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世界更大范围内的实践与发展将会进入一个前景广阔的春天。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扎根中国大地，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相融合，在新时代绽放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绚丽花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全新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必将催生出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滋养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热潮，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日臻成熟虽不一定能给其他迫切需要改革与发展的国家提供现成可供应用的模板，但一定会以其更高标准的现代化目标与现代化价值追求吸引全球目光，以一种批判的、包容的和发展的理论自觉引领世界现代化新高度。
原文刊发于《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