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03—2010年期间，在国内良好经济局面、追求大国地位和维护外交自主性三个因素的支撑下，巴西卢拉政府积极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不但改善了出口严重依赖美欧市场的被动局面，还极大地提升了巴西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望和影响力。被往届巴西政府长期忽视的中东地区，凭借其重要的国际战略地位和庞大的发展中国家规模，为卢拉政府实现其外交理念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舞台。历经大胆接触、密集互动、积极斡旋三个阶段，卢拉政府立足经贸合作，充分利用巴西与中东国家的人文纽带，放眼政治合作和大国地位提升，极大地推动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卢拉实现了巴西元首对中东地区的百年首访，积极推进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利用与阿拉伯国家深厚的人文纽带参与调节巴以冲突、积极斡旋伊核问题，不但为巴西与中东国家不断深化的经贸交往提供了政治保障，还大大提升了巴西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2023年新年伊始，新一届卢拉政府有望抓住中东国家外交领域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加速促进后疫情时代多极化世界格局的来临。

关键词：巴西；卢拉政府；中东外交；元首外交

作者简介：冯广宜，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亚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长安，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文会，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

2003年卢拉就任总统前，虽然卡多佐政府提出了“多元化”外交战略，但由于巴西经济严重依赖美欧等国，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得非常缓慢。2003—2010年担任巴西总统期间，随着国内经济局势持续好转，卢拉坚定不移地推行竞选时所提出的“变革”口号，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无论在话语、风格还是优先事项上均与卡多佐政府表现出明显差异。卢拉政府一方面强调南美洲在巴西外交中的核心地位，积极推进南美一体化；另一方面则积极发展与非洲、亚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巴西赢得了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和经济发展空间。八年任期内，卢拉总统将卡多佐政府时期开启的“总统外交”发扬光大，身体力行带领巴西成为全球治理舞台中的一颗耀眼明星，而其中东外交表现尤为出彩，甚至一度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外交巨人”。这一时期，卢拉政府将国内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自尊提升”转化为国际舞台上更为积极、主动的表现，其与中东国家关系的持续升级正是这一策略的具体体现。

一、卢拉政府积极中东外交的背景

卡多佐政府时期，巴西贸易逆差不断加剧，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外交严重依赖美欧国家，加之国内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资，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陷入了“失去的五年”。截至卢拉当选前夕，巴西货币雷亚尔贬值达64%，股市下跌27%，年经济增长预计降至1%。民众强烈要求调整现行经济政策，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因而对主张“变革”的卢拉寄予了厚望。卢拉执政后，在内政、外交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变革，其高调、张扬的外交政策与前几届政府形成鲜明的反差，不但改变了巴西严重依赖美欧的外交传统，还大幅提升了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充分展现了巴西的发展中大国地位，扩大了其国际影响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卢拉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标志，而与中东国家恢复对话与合作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在卢拉任期内，中东国家首次进入巴西总统的外交视野，对巴西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古有之的大国情结

纵观巴西历史，大国情结在其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追求大国地位（grandeur）、维护主权和自主性（sovereignty and autonomy）、广交友邦（universalism）等元素更是巴西政府和外交官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和战略定位。广交友邦意味着巴西政府愿意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发展广泛的外交关系，无论这个国家位于哪个大洲、采用何种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只要能够执行自主的外交政策，巴西都愿与其开展外交关系。而外交自主性则意味着为了不限制其未来的选择和发展空间，巴西政府在外交事务中不愿受制于任何国际条约，更不愿成为任何超级大国的附庸。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巴西外交政策长期具有明显的多面性，既希望从现有国际体系中最大可能地获取利益，又希望打破现有国际秩序，充当发展中国家的领袖。

巴西的大国情结并非一种自命不凡的大国意识，而是体现在其基于国家基本现状谋求国家利益的务实外交政策和实践中，当其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时，这种大国情结往往会被强烈地唤醒。早在1919年国际联盟筹备成立之际，巴西政府就提出希望以拉丁美洲国家代表和领袖的身份位列常任理事国，其外交部长里奥·布兰科男爵甚至认为“巴西无论在领土、种族和文化多样性，还是地理位置等方面都与美国有着无与伦比的天然相似性，因而理所当然地应该替代美国空缺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较早地表现出了巴西希望成为强国的自我认知。在后来有关建立联合国的讨论中，巴西政府再次表达了跻身安理会的愿望，但由于其在二战中的贡献微不足道而并未引起重视。冷战时期，巴西在七十七国集团（G77）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联盟中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冷战结束时，巴西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一跃成为工业化国家，进一步激发了其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大决策权的愿望。21世纪初，随着国际局势不断变化和多极化趋势的形成，巴西开始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卢拉政府通过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MERCOSUR）、 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ASPA）等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区域组织为巴西经济发展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事实上，这一时期巴西的身影活跃在从金融到贸易、从气候到裁军的各个国际谈判场合，在多个致力于全球治理的国际组织中都能感受到巴西的存在。另一方面，卢拉政府还通过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明确立场、积极行动等，如谴责美国入侵伊拉克、支持巴勒斯坦收复失地、积极斡旋调停伊核问题、支持发展中国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在亚非拉地区的维和行动来展示巴西的大国形象，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这些都无不体现着巴西民众和政治精英的大国情结。

（二）巴西国内发生重大变化

卢拉政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表现同时还应归功于巴西国内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进入21世纪后，巴西国内的民主化进程稳步发展，社会法制得到极大提升，经济表现强劲而稳定。加之卢拉凭借个人政治魅力，采取了“大胆而积极”的灵活外交政策，很好地适应了其国家发展现状，充分挖掘了国家发展的潜力，以“极富想象”的外交活动为巴西打开了全新的外交格局。

1985年1月，巴西“民主联盟”候选人坦克雷多·内维斯当选总统，结束了长达21年之久的军政权，从而开启了巴西民主化的新历程。随后建立的萨尔内文人政权再次引领巴西政治权力从集权向分权稳步发展，之前主要由政治精英阶层主导的外交决策过程，其参与者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卢拉所代表的巴西劳工党作为一个“开放型”的政党，更加强调广大工人阶级和下层民众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外交决策,这就为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积极参与国家外交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随着巴西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趋势愈发凸显，之前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的个人和组织通过选举等民主程序积极参与国家内政外交的决策，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

此外，巴西“总统外交”的发展为卢拉展现个人魅力和外交智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平台。1994年之前，巴西外交政策的制定高度依赖外交部，绝大部分重大外交事务均由外交部长或外交部高官直接决定和执行，总统很少参与外交事务，也很少出国访问。军政府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总统埃内斯托·盖泽尔在其五年任期内仅出访过两次，而卡多佐总统八年任期内出访次数则猛增至92次。卢拉总统进一步刷新了这一记录，仅第一任期内就出访高达60多次，尤其注重出访长期被巴西政府忽视的亚洲、非洲及中东等地区，极大地提高了总统在巴西外交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与卡多佐总统重视美欧等发达国家不同，卢拉政府更加强调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通过包括区域性联盟在内的南南联盟以及与中国和亚太、非洲、东欧、中东等非传统合作伙伴签署协议，来遵守国际规范和原则，尽量减少与强国在外交关系上的不对称，力图改变世界权力分配格局，并重构巴西的国际贸易地理。这种“多元化自主外交”一方面可以使巴西成为“第三世界的首席国家，而非第一世界的末流国家”，另一方面则可以大大降低巴西在发达国家的市场风险。非洲和中东长期是巴西对外战略的盲区，但这些地区的绝大部分国家不但有着与巴西相似的受列强殖民经历，而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在经济上与巴西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和广阔的合作空间。仅在第一任期内，卢拉出访就高达200多天。卢拉政府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为巴西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彰显总统个人魅力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巴西的国际影响力，不仅提升了所到访国家和地区对巴西的好感和信任，所到之处也成为巴西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频繁的“总统外交”不仅改变了巴西在外交上严重依赖美欧的传统，还在国际上为巴西赢得了“道义上的威望”。

（三）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愈加凸显，促进了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新态势的形成，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升，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当今时代多极化趋势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方面，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单边主义在国际上越来越不得人心，另一方面，以新兴国家为主导的多边主义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朝核六方会谈机制、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等诸多新的多边组织不仅得以组建，既有的多边组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每年仅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各种多边活动就多达200次以上。

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2003—2007年间，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30%，而以七国集团（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仅增长10%，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金砖国家在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使得二十国集团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七国集团主宰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权力，美国一家独霸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全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团结一致反抗霸权的呼声和行动明显增强。有学者甚至认为，随着欧元区和美国经济的停滞，金砖国家正获得更多的财富、专业技术、消费能力和政治影响力，并且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重新安排世界制度。

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凭借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总量，使得诸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实体性合作机构陆续建立并不断加强，严重地冲击着以美欧为主导的现有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给美国的霸权地位带来挑战。作为21世纪最主要的新兴国家之一，巴西在金砖机制中扮演了非常活跃的核心角色，这从根本上反映了其日益增长的国际政治雄心及其充分融入经济全球化以实现本国发展目标的趋势。金砖国家机制使得巴西在创新和研究领域能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加明确的伙伴关系，为巴西提供获得更高潜在回报的机会，并同时大大降低了可能面临的风险。卢拉政府牢牢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充分利用南共市、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等区域和多边合作机制，不但为巴西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发展机遇，也使巴西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更加活跃的角色。正如卢拉政府的外交部长阿莫林所说，“21世纪初的巴西外交尽管未能在国际政治的汪洋大海中掀起一波巨浪，但却至少懂得了如何在狂风巨浪中勇立潮头，破浪前行。”

21世纪初，世界多极化格局深入发展，巴西经济形势持续好转，尤其在卢拉政府的领导下，巴西的崛起再一次获得了强劲的动力，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重新燃起了以卢拉为代表的巴西中左翼政治精英们的大国梦。谋求联合国入常、巩固在南美地区的领袖地位、挑战美国单边主义主导的世界政治格局、充当发展中国家“领头羊”等一系列旨在实现其大国梦想的国际政治诉求开始成为卢拉政府外交政策的重点，处处表现出一个崛起中大国独立自主的外交风格。加之左翼政治力量以燎原之势席卷大部分拉美地区，在美国“后院”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美“粉红潮”，不仅削弱了美国对国际局势的领导力，也为巴西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重要影响力提供了良机。

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控制愈发力不从心，加之其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原本在“一超独霸”格局下实现的中东地区的稳定局势被打破，在没有其他大国能在短期内替代美国的情况下，中东地区的诸多矛盾集中爆发。而就在此时，长期被巴西政府忽视的中东地区，凭借其重要的国际战略地位和庞大的发展中国家规模，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卢拉政府的视野，成为其实现巴西大国梦想的重要一环。

二、卢拉政府积极中东外交的嬗变

中东地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大国竞相角逐的重要地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与此同时，丰富的油气储备和频仍不断的种族和宗教冲突，使得中东地区不仅具有不可限量的经济价值，也成为世界大国竞相展示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绝佳舞台。对于任何期望在国际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来说，中东地区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作为21世纪不断崛起的新兴大国，巴西加强与中东地区国家的外交关系，不仅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还可以提升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

在其八年任期内，卢拉对巴西外交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积极开展与中东国家的双边交往，并借助南美地区平台与中东地区展开交流，巴西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取得了显著发展，成为其外交亮点之一。巴西积极推动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且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中东战略完全不同，它既不依赖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也不是中东地区的主要武器出口商，在中东地区也没有任何殖民主义或冷战对抗的包袱。尽管巴西将中东地区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作为其中东外交的重点，但巴西国内却从来没有像美欧等国家那样担忧中东地区的动荡会对其国内安全造成威胁。

卢拉政府的中东外交可以分为大胆接触（2003年）、密集互动（2004—2005年）和积极斡旋（2006—2010年）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2003年）：大胆接触

就任总统后，卢拉一改往届政府忽视中东的政策，大胆地将目光转向这一地区，于2003年12月3—10日先后访问叙利亚、黎巴嫩、阿联酋、埃及、利比亚五个阿拉伯国家，实现了自1876年佩德罗二世访问奥斯曼帝国以来巴西元首对中东地区的首次访问。这一数据也同时说明历史上巴西与中东国家之间的交流十分有限。

卢拉此访的目的是增强双边合作与贸易，提升巴西作为理想投资对象的形象，但由于这五国在中东地区各有特色，卢拉访问每个国家的具体目的和原因又有所不同。作为卢拉此访的首两站和重中之重，叙利亚和黎巴嫩与巴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巴西境内的1200万阿拉伯裔移民中约有1000万来自叙、黎两国，他们在巴西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阿拉伯裔占当时巴西国会议员人数的9%，甚至两院议长也曾一度由阿拉伯裔同时担任，其中尤以黎巴嫩裔影响最大，以至于卢拉提出“要把黎巴嫩作为通往阿拉伯世界的桥梁”，通过文化亲近来加强双方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对于阿联酋和利比亚，卢拉政府更加看重其作为巴西商品进口国的潜力。正如巴西外长阿莫林所说，此访“无关政治与意识形态，仅为生意而来”。事实上，卢拉的利比亚之行承受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利比亚此时虽已就空难问题与美欧达成了赔偿协议，但仍是美国口中的“邪恶轴心国”。此外，卡扎菲接待卢拉时的激进反美反帝言行也导致卢拉遭到了来自巴西国内、美欧的压力和批评。

卢拉访问埃及完全是出于其国家规模、大国影响力及其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LAS）领袖的地位。除与穆巴拉克就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中东冲突问题举行私下会谈、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外，卢拉还会见了前来参加会议的巴勒斯坦外交部长纳比勒·沙阿斯，接受了他转交的阿拉法特的亲笔信。阿拉法特在信中邀请巴西参与巴以和平进程。此外，卢拉还与阿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举行会谈，讨论巴勒斯坦、伊拉克问题以及巴西与阿拉伯国家的深度合作，并在阿盟总部发表演讲，成为第一位在阿盟演讲的拉丁美洲国家领导人。

卢拉此次中东之行可谓“大胆而富于想象”，一方面，中东地区一直是巴西外交的盲区，加之其长期动荡不安，很少能够进入巴西政府的外交视野；另一方面，卢拉此行大谈巴西与阿拉伯国家间的深厚历史和文化联系，认为这是双方诚挚友善、互相尊重的基础和共同价值观。卢拉此行取得的效果堪称完美，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初步的友好融洽关系。加之彼时正值“9·11事件”爆发不久，很多国家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直接相联系，阿拉伯国家在宗教和文化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尴尬局面，阿拉伯人的社会行为习惯、国内组织结构、政治制度等都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和监督。在此大背景下，卢拉政府主动示好，令阿拉伯社会感激不已，而卢拉的一言一行也因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第二阶段（2004—2005年）：密集互动

卢拉的中东之行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轰动，赢得了阿拉伯社会的广泛好感和信任，为随后双方关系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互信基础；而他提出的跨区域对话机制——南美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为彼此间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平台，有效地落实了双方的深入交往。此后，双方之间的关系迅速发展，在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为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的顺利召开铺平了道路。

2005年5月10—11日，第一届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顺利召开，来自12个南美国家和22个阿拉伯国家的17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60位部长出席了这次峰会。这是南美与阿拉伯国家历史上第一次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峰会，对促进两个地区关系的发展和推动南南合作都具有重大意义。这次会议首先围绕促进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与南共市就具体合作形式与内容进行了详尽讨论，签署了建立自贸区的框架协议。南美扩大了传统产品的出口市场，牛肉、鸡肉、蔗糖和水果等农牧业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往中东地区，而阿拉伯国家则绕过美欧从南美直接进口价格优惠的农牧业产品。除此之外，由于阿拉伯国家坚持“不谈政治就无法谈经济”，加之与会各国的经济都不同程度受制于美国，经济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政治问题。因此，这次会议的议题还广泛涉及中东局势、巴勒斯坦问题、反恐、反对美国单方面制裁叙利亚、联合国改革等政治议题，并号召建立一个阿拉伯—南美反帝阵线，以抗衡强权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控制。

这次峰会一致通过了旨在加强双边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巴西利亚宣言》，标志着双边关系进入了全新阶段。《宣言》指出，各国将以追求发展、公平和国际和平为目的，谋求加强两个地区的联系、扩大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强调阿拉伯和南美国家应加强合作和交流，在多边贸易谈判中争取积极成果，不断缩小南北差距。在政治上谴责恐怖主义，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国，实现中东地区公平、持久和全面和平；在经贸上呼吁建立公正、透明的国际贸易秩序，要求发达国家减少出口补贴，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尽管南美洲与中东相距万里之遥，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上亦存在巨大差异，但双方无论在资金还是资源上都具有很强互补性，两个地区的总人口达7亿，国民生产总值超过7万亿美元，因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和贸易市场，这为双方的经济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促成第一届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巴西总统卢拉不但进一步展现了超凡的个人政治魅力，维护了巴西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和尊严，提升了巴西在阿拉伯国家及世界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为其经济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时隔四年后，第二届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于2009年3月3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顺利召开，来自两个地区34个国家的首脑或代表参加。会议签署了《多哈宣言》，涉及巴以冲突、伊拉克局势、苏丹问题、打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问题。宣言在巴以问题上坚持在联合国“土地换和平”原则上推动中东实现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在伊拉克问题上主张尊重其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内政，让伊拉克人民自由选择国家的前途和未来；在苏丹问题上欢迎阿盟与非洲联盟（简称“非盟”）关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倡议，呼吁苏丹各派团结一致，消除分歧。此外，《多哈宣言》还强调进一步加强两个地区间的文化、环境、科技、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合作，共同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这次峰会的顺利召开使得南美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和活跃，促进了公平、公正国际秩序的建立和国际合作新框架的形成。

2012年10月2日，第三届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两个地区的国家表现出了加强双边一体化进程的愿望，就许多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达成共识，会议签署了《利马宣言》，并将视角转向了陷入动荡的叙利亚，倡议国际社会采取措施、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除继续加强两个地区间经贸、金融、投资、旅游、能源、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外，各国还承诺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和贸易环境，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共同开拓经贸合作的新局面。这次会议恰逢“阿拉伯之春”爆发之际，原本定于2011年召开，却因为阿拉伯世界动荡不安而推迟，加之新任巴西总统罗塞夫在外交政策上已不及卢拉那样坚定地推动南南合作，峰会的效果也因此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在卢拉建立的合作框架内，巴西乃至南美地区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不断提升，无论在政治还是经贸合作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2015年在沙特召开的第四届峰会更进一步提出推动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加强在贸易、电力、信息产业、旅游、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资金流动和技术转让，增进彼此间的文化和社会交流。

卢拉卸任巴西总统时，恰逢“阿拉伯之春”愈演愈烈之际，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一度前景暗淡，但最终在继任的罗塞夫总统的坚持下，双方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举办了四届。几次峰会所签署的宣言主题基本保持一致，有关阿拉伯政治的议题始终占据了重要位置，表明该对话机制在处理相关议题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和延续性。

在这一阶段，作为两个地区间合作的一个创新性机制，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机制加强了南美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合作、贸易、投资和互信，促使彼此进一步熟悉对方文化。而通过这一机制，作为南美地区领袖的巴西极大地促进了与中东国家间的经贸、政治、文化与战略合作，不但赢得了更加广阔的经贸合作空间，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树立了巴西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了其参与国际重大事务的话语权。

（三）第三阶段（2006—2010年）：积极斡旋

积极参与解决巴以冲突、斡旋伊核危机是卢拉政府针对中东国家构建巴西国际信誉和话语权的重要一步。通过积极斡旋巴以冲突、缓和叙黎动荡和化解伊核危机，卢拉政府不但满足了巴西国内民众早日实现大国梦的诉求，而且拉近了巴西与中东国家间的距离，赢得了它们的支持，还巩固了巴西新兴大国的地位，并树立了其坚定不移地打破世界旧秩序、建立一个让发展中国家拥有话语权的世界新秩序的斗士形象。

首先，积极斡旋巴以冲突是卢拉政府开拓中东外交全新局面的重要尝试。此举不仅赢得了与阿拉伯国家间更加积极友善的关系，还塑造了巴西作为阿拉伯地区安全重大事务重要参与者的形象。在此期间，巴西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实现了领导人官方互访，互设外交代表处。卢拉曾于2007年致信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一方面表达巴西政府和人民对巴勒斯坦建国的坚定支持，严厉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行动对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灾难；另一方面则提议扩大巴勒斯坦问题解决过程中世界各国的参与度，建议将那些既拥有和解形象又拥有国际公认信誉的国家纳入巴以和平进程中来。此信强烈表达了巴西希望成为巴以和谈进程重要参与者的愿望，成为巴西积极参与巴以问题的前奏。为了将自己打造成巴以和解进程中重要的可靠伙伴，卢拉政府一方面加强与以色列及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将自己塑造成能与双方进行沟通对话的理想人选，另一方面宣称巴西具有和解形象，作为巴以和平进程的全新参与者，能够持续为巴以和解贡献全新的智慧和公正有效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自2005年起，巴西外长阿莫林就曾先后五次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方面加深了对巴勒斯坦严峻局势的了解，另一方面加强了与巴以双方的沟通和互动，而无须放弃任何原则性立场，既公开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行动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又郑重宣布巴西政府坚决反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任何暴力行为。在与巴勒斯坦官员及阿盟领导人的频繁对话中，卢拉总统则呼吁巴勒斯坦两个主要政治派别法塔赫与哈马斯达成和解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间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为双方于2011年4月达成和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除政治上的积极斡旋外，巴西还通过具体行动坚定不移地支持巴勒斯坦的发展。2007年，巴西援助1000万美元投资巴勒斯坦的教育、公共健康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2009年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的加沙地区重建会议上，巴西再次承诺援助1500万美元。此外，巴西还联合印度、南非，主动为巴勒斯坦援建了一所医院。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促进一个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巴勒斯坦国的形成，从而最终彻底解决巴以问题，更好地彰显巴西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但巴以冲突由来已久，局势复杂多变，加之美欧等世界大国各自的政治盘算，很难在短期内彻底解决。

其次，积极参与缓解动荡是卢拉政府加强与阿拉伯国家人文纽带的重要举措。阿拉伯国家与巴西有着强大的人文联系，其文化对巴西社会、文学、饮食等影响较大，宽容、接受差异、尊重他者、跨越种族和宗教差异等都已经成为巴西人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基本价值观。2003年12月，作为127年来首次访问中东地区的巴西元首，卢拉将叙、黎两国作为中东之行的首站，足见其对这两国的重视。巴西有1200万阿拉伯后裔，其中黎巴嫩裔与叙利亚裔独占700万和300万，是两国本土之外最大的黎、叙人口聚居国家。因此，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与黎巴嫩、叙利亚的外交关系不但能为卢拉政府赢得更多的国内外支持者，还有助于巴西在世界舞台上实现自我认同。

卢拉不但重视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双边关系的发展，还认为叙利亚在巴以和平进程和黎以矛盾和平解决中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叙利亚陷入动荡而自顾不暇时，卢拉仍坚定地认为一旦叙利亚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必将成为巴以冲突、黎以矛盾和平解决的关键角色。2010年7月，卢拉邀请巴沙尔总统访问巴西就是这一信念的明确表现，而外长阿莫林六次到访大马士革更是对这一信念的完美诠释。在加强与叙利亚政府对话的过程中，卢拉政府大大提升了在涉及戈兰高地等敏感议题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而2010年卢拉总统访问中东后，巴西政府受邀参加叙、以两国即将重启的和谈正是其话语权和影响力提升的具体表现。

巴西与黎巴嫩有着密切的关系，黎巴嫩的政治稳定对巴西有直接的影响，不仅因为巴西境内有多达700万的黎巴嫩移民，还因为前来黎巴嫩生活、学习、经商等的巴西人越来越多。2006年黎巴嫩战争爆发时，巴西政府积极行动，紧急转移黎巴嫩境内3000多巴西人。战后，巴西政府积极援助黎巴嫩重建，协助黎巴嫩政府积极参与合作项目；巴西将军还在黎巴嫩维和行动中担任海军统帅，黎巴嫩总统米歇尔·苏莱曼还于2010年4月受邀访问巴西。与黎巴嫩之间的强大人文联系和自身的大国梦想促使巴西积极主动地参与黎巴嫩的政治稳定和重建进程，并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最后，积极参与化解伊核危机是卢拉政府塑造巴西大国形象的神来之笔。伊核问题是当今世界最棘手、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伊朗将和平利用核能视为其作为正常国家的象征，主张在美伊达成政治、经济和外交一揽子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彻底解决伊核问题，而美国则认为只有颠覆伊朗现政权才能最终解决伊核问题。但实际上，伊核问题本身早已超越了美伊双边关系的界限，事关整个中东地区格局、地缘政治及世界经济，是涉及大国博弈、影响世界稳定的重大政治难题。自2006年起，由英、法、中、美、俄、德组成的六方会谈机制主导着伊核问题的解决，但由于未能与伊朗建立充分的沟通和信任，导致问题的解决陷入了僵局。作为少数几个与各方都建立了良好互信的国家之一，巴西政府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僵局为自己参与解决世界重大政治难题、提升国际影响力带来了绝佳机遇。卢拉政府认为，伊核问题之所以陷入僵局，一方面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故意为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际社会缺乏对伊朗和平利用核能资格的认可，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伊朗不可能被永久剥夺这一资格。

2009年10月，日内瓦会谈后，奥巴马政府提出核燃料交换的具体方案，但伊朗认为这一方案将使伊朗丧失大部分核计划的成果，是变相否认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因而反应非常冷淡。就在双方相持不下之际，卢拉政府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2009年11月，卢拉政府与来访的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展开密集互动，公开支持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充分赢得了伊朗的信任。事实上，卢拉政府之前就已在多个场合呼吁国际社会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些言论一方面成为巴西与伊朗政治、经济关系不断加强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卢拉政府得以参与伊核问题解决方案的前提。2010年5月，卢拉借出席在德黑兰举办的“南南磋商与合作首脑级集团”（又称“十五国集团”）部长会议之际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内贾德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谈，商讨伊核问题的解决方案。5月17日，伊朗、巴西、土耳其三国联合发表《德黑兰联合声明》，在巴西和土耳其的联合努力下，伊朗接受美国提出的能源替代计划。这一结果令全世界惊讶不已，而通过促成这一结果，巴西的大国地位再次得到充分体现。此刻，巴西在中东地区和国际重大安全问题上的话语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

然而遗憾的是，一方面，制裁伊朗是美国的长期既定方针，而伊朗接受巴、土斡旋的结果则令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无比难堪；另一方面，美国不希望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参与伊核等重大国际问题，以防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升后挑战自己的霸权。2010年6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第1929号决议，对伊朗实行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新一轮制裁，伊核问题彻底陷入僵局。与此同时，卢拉政府也深刻意识到，在缺乏实力的情况下，任何高超的外交技巧都不能真正带来巴西的世界大国地位。

三、卢拉政府中东外交的特点

卢拉的中东外交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促进巴西与中东国家间的经贸联系以实现巴西出口市场多元化、加强与中东国家的政治合作以寻求其支持巴西“入常”、充分利用巴西与中东国家间深厚的文化联系以提升彼此的认可程度、积极斡旋中东危机以扩大在该地区的国际影响力。

（一）经济利益是卢拉积极中东外交的根本出发点和实用主义动机

进入21世纪后，巴西与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发展迅速，加之巴西国内经济增长迅速、国内大型企业国际化进程加快、美欧等传统贸易伙伴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极大地刺激了卢拉政府对中东地区非传统贸易伙伴的重视。卢拉政府希望促进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关系，拓展巴西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渠道，从而改善严重依赖美欧市场的被动局面。巴西与中东地区具有很强的经贸互补性，双方很多产品对彼此都具有战略重要性。巴西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煤油、汽油等产品成为推动巴西国内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资源。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石油一直是决定巴西中东政策的重要指挥棒。同时，中东是巴西肉类、奶制品、蔗糖等农产品以及农业机械、建筑、航空等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巴西的肉类、蔗糖、小麦等出口商品确保了中东国家的粮食安全，沙特阿拉伯80%的鸡肉和90%的蔗糖进口来自巴西，伊朗则是巴西牛肉和其他食品的最大进口国，巴西的铁矿石、飞机、武器等产品为中东国家工业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多元化的保障。卢拉政府希望尽快扩大本国产品在中东地区的出口，并吸引中东国家的石油美元来推动本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解决国内资本匮乏的困境。不仅如此，卢拉政府还希望确保中东地区成为巴西石油、天然气进口的可靠来源，以满足其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

巴西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合作建立在互相尊重、互利互补的基础之上，注定将带来双赢的结果，事实也确实如此。自2003年起，中东国家与巴西的贸易迅速增长，成为巴西出口增长最快的来源之一，也是重要的贸易顺差来源之一，从而成为巴西对外贸易平衡的重要因素。2000年巴西对中东地区的出口仅为19.5亿美元，2011年则高达176.3亿美元，增幅为804%，而同一时期巴西对美国的出口却只增长了93.8%（见图1）。巴西从中东地区的进口也从2000年的30.7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07亿美元，增幅为249%，而2011年对中东国家69.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给巴西外贸带来的巨大冲击。与此同时，中东国家对巴西的投资也实现了大幅度增长。2001年，仅有1家中东贸易机构在巴西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2007年新增12家，2010年总数增至26家。2013年，仅海湾国家对巴西的直接投资就高达50亿美元。由于巴西政府对外来投资不设置任何附加条件，中东投资者在巴西购买了大量土地种植粮食，大量投资巴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不动产，不但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经贸关系，也极大地促进了巴西的国内建设和经济发展。

（二）政治合作是卢拉积极中东外交的理想目标

八年任期内，卢拉成为第一位访问中东的巴西元首，并于此后多次到访中东，14次接待中东地区国家和政府首脑访问巴西。仅2009年11月，就有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朗三国总统密集访问巴西，阿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也三次到访巴西利亚。除卢拉外，外交部长阿莫林的身影也活跃在中东地区，他几乎每年都到访中东，与该地区国家领导人举行了44次双边、多边会晤。卢拉政府在卡塔尔、阿曼新建了大使馆，发起并促成了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并成为唯一加入阿盟的拉美国家。当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遭遇危机时，卢拉政府慷慨解囊，倾力相助，赢得了阿拉伯国家的普遍好感，为进一步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信任基础。

不仅如此，卢拉政府大力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外交关系，建立了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为巴西迎来了与中东国家外交关系的“战略性框架建设”时期。通过这一策略，卢拉政府不但加强了巴西与中东国家的政治合作，在“入常”等重大事务中赢得了中东国家的鼎力支持，还通过构建巴西作为中东地区重大安全事务调解员的信用，进一步加强国际社会对巴西的认可，从而使世界接纳了巴西作为国际重大事务参与者的身份。

（三）人文纽带是卢拉积极中东外交的强大动力

巴西国内有1200多万阿拉伯和犹太移民社群人口，他们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是巴西国内最活跃的政治群体之一。他们在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访问巴西期间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中东移民社群的存在和影响推动了卢拉积极中东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而这种积极的中东外交则使阿拉伯移民社群变得更加活跃，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经贸、政治、文化联系。另外，阿拉伯裔与犹太裔在巴西境内和谐共处，这成为巴西政府提升在国际事务中话语权的有力工具，尤其对卢拉政府参与调节巴以矛盾提供了强有力的示范效应。

中东地区对巴西文化的形成影响巨大，以至于卢拉总统在多个公开场合高度赞扬和歌颂巴西文化的伊比利亚渊源，强调巴西对阿拉伯文明的大量继承和借鉴，以及巴西境内阿拉伯裔在构建巴西国家身份认同、丰富文化色彩、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如此诚恳的姿态不但令巴西朝野一片哗然，就连阿拉伯国家也错愕不已。这一点不但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迅速拉近了巴西与中东国家的距离。不仅如此，卢拉政府还反复强调巴西与中东国家在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中的共同点，认为双方都追求持续的和平、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权、尊重国际法、维持文化多样性和国家地区特征。

除官方努力外，卢拉政府还非常重视巴西境内中东移民社群这一民间力量在巴西与中东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卢拉政府的鼓励、引导和支持下，巴西阿拉伯人商会加强了与中东国家的民间交流与商贸合作，成为积极落实和推进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所达成合作协议的重要力量。

（四）大国地位是卢拉积极中东外交的最终目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崛起，巴西开始憧憬世界政治大国的目标，上至政治精英下至普通民众都坚信巴西应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进入21世纪，卢拉总统更加积极地推动巴西的大国战略，希望牢牢把握住这个“属于巴西的新时代”。巴西的人口和面积居世界第五，是拉美地区实力最强的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都具有很大影响力。丰富的矿产和农业资源为巴西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在南美地区的地缘政治优势使得巴西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卢拉政府的大国雄心并未满足于此，参与国际重大事务的决策才是他的终极目标，而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恰好为卢拉政府提供了很好地表达自己鲜明立场的场域。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卢拉公开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行为和任意践踏发展中国家领土和主权的暴行，呼吁建立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话语权的公正、平等的世界秩序。尽管此时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已逐渐对新兴大国开放，但涉及全球和平与安全的议题仍牢牢掌控在美欧等西方强国手中，而卢拉此举则清楚表明巴西试图改变这种长期由寡头政治所控制的世界格局的决心。除在伊拉克问题上公开发声外，卢拉政府还积极斡旋巴以冲突，一方面维持与以色列的传统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关系，在取得双方信任的基础上调节巴以冲突。除外交部长阿莫林五次到访巴、以外，卢拉本人也于2010年访问冲突双方，促进其和解，向世界充分展现了巴西中立而公正的调解人立场，与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东地区乃至全世界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卢拉政府并未满足于仅仅参与巴以冲突这一中东地区重大安全议题，伊核问题是卢拉政府展示其大国地位的又一舞台。2010年卢拉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一道说服伊朗签署《德黑兰联合声明》，接受能源替代计划，充分展现了巴西的大国地位，使其国际影响力一度达到了巅峰。此外，卢拉政府在黎巴嫩和叙利亚国内发生动荡时也积极行动，给予两国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在积极斡旋中东事务的过程中，卢拉政府提出了一些极具创新性的主张，不但赢得了中东地区国家的好感和信任，也让世界感受到了卢拉的政治智慧和魅力，极大地提升了巴西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四、结语

卢拉政府希望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将巴西民族主义和中左翼民粹主义、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多边主义相结合，试图结束西方国家长期主宰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局面。这种第三世界为主的多边主义和反霸权主张的提出正值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声誉处于其历史低潮之际，巴西得以趁势而为，将影响力扩展至中东地区，不但顺应了巴西国内及全世界因美国入侵伊拉克而出现的大规模反美潮，还呼应了巴西境内中东移民社群开始形成明确的意识认同并对巴西政治产生强大集体政治游说力的历史趋势。在卢拉总统任期内，巴西积极参与中东事务，表现得异常活跃，在提高对外贸易、国际政治话语权、国际影响力、大国地位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卢拉总统的领导下，巴西俨然已是第三世界的新兴大国角色和新型南南合作方式的代言人，但此时的巴西政府仍面临两个互相冲突的“野心”之间的平衡难题。一方面，巴西希望与美欧等西方大国不断建立更加良好的关系，使其接受巴西已随时准备好成为国际事务重要压舱石的事实，并借此向世界证明其完全有资格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另一方面，巴西则推行与西方国家相反的地缘政治和外交策略，将其触角伸向中东地区，公开挑战西方霸权。所幸的是，卢拉凭借其高超的外交智慧和个人政治魅力，将两者平衡得当。

但遗憾的是，这一切随着卢拉卸任总统之职戛然而止。罗塞夫总统就任之初恰逢“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之际，加之其缺乏卢拉的个性化政治风格和政治魅力，巴西政府被迫摊牌，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在南美的干涉主义姿态开始呈现更强的侵略性，重建了与拉丁美洲保守派军事和经济精英的紧密联系。面临如此动荡的中东局势和美国的巨大压力，原本就缺乏外交经验的罗塞夫总统采取了与卢拉大相径庭的外交理念和政策，不再认可卢拉政府那些高回报与高风险并存的积极中东外交政策，只强调与中东国家的双边经贸合作和发展，闭口不提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尤其在“阿拉伯之春”如火如荼地蔓延之际，罗塞夫在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中却坚定地强调巴西不干涉他国政治的立场以及支持阿拉伯国家通过共同协商来解决问题的观点，让那些对巴西和这次峰会寄予厚望的阿拉伯国家大失所望。尽管巴西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合作仍基本延续了卢拉时代的增长态势，但彼此间的政治信任已很难回到之前的“蜜月”状态。

卢拉政府在中东重大安全事务上的活跃身影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警惕，而没有美欧的支持，巴西缺乏令其中东外交政策发挥作用的筹码，它既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缺乏美欧的实力和影响力。当伊朗、巴西、土耳其联合发布的《德黑兰联合声明》被美国推翻时，卢拉已意识到巴西的实力尚不足以支撑其主导国际重大安全事务的雄心，也无法肩负与世界大国地位相伴而来的国际责任，因而继任的罗塞夫政府在美国施压下开始大幅度收缩中东外交。

2018年11月，社会自由党极右翼候选人博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后，高调宣布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2020年1月，在美国暗杀伊朗“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后，博索纳罗及巴西外交部立即表态称巴西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加之其奉行了全力追随美国的外交立场和“巴西高于一切”的激进主张，这一切都给巴西与中东的关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尽管巴西最终并未迁馆耶路撒冷，博索纳罗总统也于2019年和2021年两次到访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隔阂，但这种基于经贸和投资合作的外交突围与卢拉政府积极的中东外交政策不可同日而语。加之在疫情冲击下，巴西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下滑，导致其在中东地区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大幅下降，巴西与中东国家之间已开始渐行渐远。

2022年10月30日，卢拉在第二轮投票中战胜时任总统博索纳罗，再次当选巴西总统。竞选过程中，卢拉曾多次就中东问题及巴西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发表见解，支持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支持伊核危机的和平解决等。卢拉当选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埃及总统塞西、沙特王储兼首相本·萨勒曼、伊朗总统莱希等中东主要国家领导人均在第一时间表达了祝贺，并对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寄予了厚望。塞西总统直接邀请卢拉以巴西当选总统的身份参加在埃及举行的全球气候大会。伊朗也非常重视与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的关系，视其为伊朗政府赖以抵消西方国家制裁的压力、推进伊朗发展的主要力量，因而卢拉的当选又一次让伊朗看到了希望。巴勒斯坦人更是对卢拉的当选兴奋不已，认为“卢拉的当选对巴勒斯坦建国努力的发展意义重大”，坚信“卢拉总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推动巴勒斯坦人的建国努力”。此外，巴西国内庞大的阿拉伯裔人口和穆斯林社群也对新一届卢拉政府寄予厚望，对未来巴西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再度升温充满了信心。

新一届卢拉政府也希望通过加强与中东、非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来摆脱巴西“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形象，重塑巴西外交独立自主、平等交往、反对干预、维护和平的国际大国地位。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能源结构调整，加强战略自主，中东国家正积极转变外交方向以满足国内发展需求，希望通过拓展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关系，加强互补合作并实现平衡外交。不仅如此，中东国家间也超越地缘政治纷争和意识形态分歧，迎来了一波“和解潮”，海湾国家与伊朗关系转暖，阿以和解进程加快，为合作与发展重回中东国家的议事日程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必将加速促进后疫情时代世界多极化格局的深入发展，为包括巴西在内的新兴国家提供重要的外交舞台。为了更好地践行“恢复巴西在全球事务中的大国地位”的竞选口号，新一届卢拉政府必然会进一步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在积极斡旋中东事务的过程中重塑巴西的大国地位，在加强与中东国家的经贸、政治合作过程中扩大巴西的国家利益。2023年新年伊始，伊朗副总统穆罕默德·侯赛尼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巴西举行会面，拉开了卢拉政府斡旋中东事务的序幕。与此同时，巴西驻以色列大使德弗雷塔斯被解职，成为卢拉政府纠偏博索纳罗政府亲以色列外交政策、在巴以问题上实现更加“平衡和传统”立场的第一步。卢拉政府的中东政策未来将何去何从，能否重现当年“积极果断”中东外交的辉煌，还有待观察。

（原文在《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1期发表，全文被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转载链接：http://cssn.cn/qygbx/202303/t20230331_561730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