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籍Dieter Hoffmann教授（中文名：霍迪）主要从事高能密度等离子体物理、强离子束与激光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惯性约束聚变物理学和暗物质研究，曾任德国物理学会等离子体物理分会主席、亥姆赫兹学会重离子研究中心科学委员会成员及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组组长。

自2008年以来，霍迪教授先后与多家中方研究机构建立和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多次在中国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上与中国学者开展联合实验攻关，取得了基础科研的创新和突破。

2017年，霍迪作为特聘全职教授加入西安交通大学；2019年，因在促进中外交流合作方面的贡献，霍迪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科技与金融》杂志特邀霍迪教授分享与中国结缘的故事、对教学和基础研究的看法等，他毫不吝惜地表达了对中国的赞赏，认为中国无论在促进国际科技合作还是在改善科研环境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成为“创新型人才追求事业的理想之地”。他还从多年的教学经验出发，为教师更好地培养和发掘人才、大学更好地改进科研管理体制献计献策。

Q：《科技与金融》记者

A：Dieter Hoffmann

与中国结缘

Q：请问您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当时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A：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2000年左右，与同事们组成代表团形式访问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的研究所，并与他们建立了合作关系。

首次来到中国，感觉这里与我所熟悉的西方国家极为不同。街道上自行车川流不息甚至造成了交通拥堵，简直超乎我的想象。总之，中国处处呈现出一派发展中国家的景象。即便如此，当时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已经拥有非常先进的设备，这是我们寻求合作的原因。

当时的上海与现在的上海不可同日而语，有一天晚上我和中国同事去了浦东，他向我介绍上海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说未来几年浦东将有一座新城崛起，而那时的浦东还是一片稻田。

因习惯了德国相对较慢的发展速度，时年50岁的我并不相信，只用10年时间，这座城市就能有如此快速的发展吗？

2010年，我故地重游，浦东已经高楼林立。这让我感到惊讶，即使给德国同样的发展规划，我们也需要1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而中国只用了10年。事实上，上海的快速发展只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快速发展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当时上海街道上到处是自行车，现在人们都习惯了搭乘公共交通或自驾车出行，很多汽车还是电动的；2000年时中国人极少出国旅行，今天就连法兰克福的店主也努力说几个中文单词来吸引中国游客。在科学领域也有很大变化：2000年科学期刊上大部分论文来自美国和欧洲，如今最多的论文来自中国、印度，其次才是美国和欧洲。

Q：2017年，您作为全职教授加入西安交通大学。在本该退休的年纪，您离开故土，来到陌生的国度任教的原因是什么？

A：我德国的同事和朋友也多次问我这个问题。首先，我想先对“工作”做一个说明，我认为我所从事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作”，而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我曾在对400名本科生授课时说：“你们似乎对物理学很有兴趣，但为了达到研究的前沿，你们必须全身心投入，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持续多年从不间断。”听到这里，学生们纷纷带着震惊的神情看着我。

我接着说：“如果将其视为工作，没有人可以坚持下来。但如果将其视为生活的组成部分或兴趣所在，你们就能胜任。日常和同事、朋友聊天时，跑步锻炼时也能做科研，很多科研的想法都是在假期休息甚至洗澡的时候出现，只要你在想这个事情，实际上都是在工作。”

有位来自兰州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年轻博士后——赵永涛找到我，我们聊得很投机，一拍即合，展开合作。后来他回国之时问我，能否帮助他在兰州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设类似于我们在GSI一样的等离子研究组，因为当时在中国的等离子体加速器实验室并不常见，我欣然同意。

另一个机缘在于，我们GSI和兰州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有近50年的合作，双方频繁地派研究员互访，因此我经常到中国进行合作实验和研究，也会开展讲座。

加入西安交大前，我很荣幸被选入“海外高层次专家”，因此可以自由选择在中国任何地方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我选择了西安，我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不仅因为这里有与我的研究契合的科研团队，而且方便借助运用一些研究机构和设施，比如兰州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绵阳激光聚变研究设施，以及北京的很多加速器装置等等。

此外，得益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西安的位置变得十分重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完善西安的基础设施。与房价极高的深圳相比，西安的生活很舒适，而且在持续发展中，拥有巨大的潜力，我喜欢在西安工作和生活。

至于与西安交大的缘分，则来自我的同事兼朋友——赵永涛，他不仅毕业于此，而且后来也加入了西安交大。应他邀请，自2012年起，我每年定期来这里讲学2到3次，每次持续2到3周，与西安交大建立起纽带。

Q：您已经详细地告诉了我们与中国合作的契机，能否请您谈一谈中德双方在您的研究领域的合作情况？

A：从我的经验来看，中德的科研合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最近美国设立了黑名单，西安交通大学不知何故被列入黑名单，使企业化的研究所很难与之继续合作。对此，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大学间的联系开展合作。

站在科学家的立场上，中德双方都有着很强烈的合作意愿，我德国的团队希望借助四川绵阳的激光聚变研究设施来共同设计实验。我想告诉大家：尽管中德存在政见上的差异，政治家会寻求沟通解决方案。而科学研究是无国界的，科研突破往往源于国际合作。

在德国时，我常常告诉人们应该对中国处理事务的方式给予更多尊重，尤其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我个人而言，来到中国前后，我对中国的看法截然不同——现在我在中国工作、生活，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观点也随之改变。总而言之，两国间保持对话和沟通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国是创新型人才追求事业的理想之地”

Q：近年来，中国在基础科研领域投入很大，建设了很多大科学装置。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A：作为科学家，我要对中国这些大科学装置的建设表示祝贺，这些项目非常出色。

代表性的例子是坐落于贵州省的“中国天眼”FAST项目。“美国天眼”Arecibo已经坍塌，中国的FAST是世界唯一的“天眼”，它将帮助全球科学家更深层次地探索宇宙的奥秘。

此外，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筹建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High Intensity heavy-ion Accelerator Facility， 简称HIAF）选址广东省惠州市，建设周期为7年，已于2018年正式启动建设；同样，自2002年以来，在德国达姆施塔特，一个类似的设施正在建设中，预计也将于2025年左右建成。

然而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我看到了德国设施建设过程中的延迟。这让我看到中德之间的差异：在中国，一个决策在推出前已经经过深思熟虑，一旦推出，决策就会被执行；而在德国，做出的决策却可能会被搁置。

例如德国有个核电站的项目虽然已经建设完工，但因为没有获得最后的审批，最后不得不被终止，而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在中国。所以，我希望此前我在GSI参与或设计的部分实验能在中国开展，因为这里的进展速度更快。

Q：您之前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对于像您一样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是一个追求科研志向、实现科研抱负的理想之地，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A：在德国我先后带过50名研究生，还有很多本科生，我发现他们很难在德国追求科研事业——在德国成为一名教授非常难，我只有两位毕业生在德国获得了教授职位。

这可能与德国的劳动法有关，因为德国大学的教授职位是终身制的，想要获得教授职位的人都得格外小心、不犯错误，这也使得争取教授职位的过程十分漫长。

我在43岁时才获得德国的教授职位，在此之前我曾在斯坦福大学、GSI、马克斯·普朗克量子光学研究所工作过，几经辗转才获得大学教授一职。

这种制度对年轻人并不友好，因为很多人会选择在30岁左右成家，但他们当时的职业前景并不明朗。即使他们最终决定成为大学教授，但在面对养家糊口的压力时也可能失败。

现在政府已经意识到该制度的缺陷，并引入了通过“助理教授职位”获得终身职位的机会，为向“终身教授职位”过渡提供了可能，这对年轻学者尽早获得教授职位大有裨益。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在给予年轻学者机会方面做得更好。举个例子，我认识的一位数学家最近在我的母校获得了博士学位，其后收到南京大学“青年人才项目”的邀请，请他担任全职教授。他找我讨论，我强烈建议他接受这份工作，因为这种机会一生难觅。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国不仅在吸引高级别的专业人才上下功夫，而且也致力于招募青年科学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我认为青年科学家必须拥有开展自己的研究的自由，而只有获得教授职位（无论正职还是副职），才可以获得此等自由。

不过，对外籍专家而言，语言障碍是一个门槛，德语已经是一门很难的语言了，但汉语更难，很多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很难掌握它。但青年科学家肯定比我们更容易适应中西方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所以我建议中国应在全球范围内加大招募青年科学家的力度。

Q：请问您对中国科研管理制度有什么建议？

A：虽然中国的大学体制给青年学者提供了更多机会，但也有提升的空间，我感觉青年学者承受的部分压力可能来自于行政管理体制。

在担任某期刊主编时，我发现一些硕士和博士在该刊发表的论文质量很高。但在我看来，现有的管理制度过分强调论文发表的数量，而不是质量，需要在具有高影响因子的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给年轻学者带来了不必要的压力。

然而，中国政府已明白减少这种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只是要等到大学层面执行落实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相比之下，德国大学管理体制并不强制要求获取学术学位必须在期刊上发表论文。

我认为青年学者应该面对更少的压力，拥有更多的自由投身于科研和教学中，这对国家科技事业的进步也有所帮助。

其次，我不否认行政管理的重要性，但科研管理不等同于行政管理，要尊重其自身规律，服务于科研人员。在现行制度下，行政管理部门往往通过作为第一或通讯作者的出版物数量来评估研究人员。

我认为，至少在我的领域：实验物理学中，这是没有意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国际合作的团队中工作，每个团队成员都为项目的成功作出贡献，共同作者通常按字母顺序列出。

在我的小组中，我几乎从不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为勤奋的学生保留了这个位置。所以，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管理部门可能不会对我满意，因为我没有以第一或通讯作者的身份出现。幸运的是，在长期从事研究工作后，我不必关心这点，只要保证团队的成功即可。

“教师的责任是发掘人才”

Q：在一般人看来，从事基础研究是枯燥的，需要耐得住寂寞，请问您为什么会对物理学研究感兴趣？作为教师，您如何培养学生们对物理的兴趣？

A：在学生时代，我总是仰望星空，想知道背后的奥秘。后来，我对能源产生了兴趣，在进行了几次放射性实验后，我开始沉迷于核物理学和能源研究，并将该领域的研究作为我毕生的事业。

在20世纪90年代，我担任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的主任时，物理系曾经的申请数为200到400人，但在1990年降到了100人以下，最少的仅有30人。

这引发了我的思考：学生们为什么对物理不感兴趣了？为此我和团队开发了名为“Saturday Morning Physics”的系列讲座，主要面向高中毕业生。

我邀请了其他物理系合作，却遭到了质疑：谁会在周六早上8点过来听物理讲座？我们依旧决定尝试，结果能容纳400人的讲座厅却收到了700个申请，使我们不得不对申请进行筛选。我们邀请了GSI的专家、大学的老师等，讲座内容涉及等离子体、核物理学、生物物理学、肿瘤治疗等，从现场反馈来看，学生们对讲座内容是感兴趣的。

我们举办的讲座产生了积极效应，申请物理系的学生人数有所回升，物理系女学生比例也增加到30%。总之，依据我的经验，正是对宇宙和能源的基本问题产生的兴趣激发了对物理学科的热情。同学们最开始可能都对宇宙感兴趣，在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后，教师可以引导他们把热情投诸物理学的其他领域。

Q：依据多年的教学经验，您对发掘人才有什么建议?

A：每个地区都有人才，关键在于怎样发掘他们。依据多年的教学经验，我认为中国老师的教学方式应该有所改进。

例如，在我的课堂上，我常常鼓励学生多提问题，但困难重重，台下总是一片沉默。我了解学生们的心理，他们可能怕老师知道自己不懂，所以宁可保持沉默，但等到老师在考试时发现那就太晚了。

我经常对学生们说“没有愚蠢的问题，每个问题都有价值”。作为一名教师，也需要对自己不能马上给出答复的问题做好准备，如果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会很高兴，即使必须咨询有经验的同事。作为老师，应该多思考如何鼓励学生以更积极和开放的心态去提问，多质疑、多提出不同意见，而不是盲目相信老师。

其次，教师应尽可能地发掘人才。打个比方，如果我的班上有20-30位学生，可能有一位学生比我更聪明、日后对物理有更深的理解，我的责任就是发掘这位学生并帮助他进步。对很多老师而言，接受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非易事，但我可以坦然接受。

做科研团队负责人时，我总是不断发掘人才，在我看来很多成员都比我优秀，这让我感到自豪。只有整体素质强大的团队才能分工合作，高效运转。担任教师和担任团队负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发掘人才，努力将人才引荐给合适的团队，使他们的才能能得到充分施展。

原文刊载于《科技与金融》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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