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２２日上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４５４９８．５元。沸沸扬扬的药家鑫案件至此暂时告一段落。通讯社记者分别采访了法学院刑事诉讼法学张弘副教授、哲学与心理学系的倪晓莉副教授，从法律和哲学角度解读“药家鑫案件”。

                            量刑的较量

张弘认为，药家鑫案事实清楚，审判过程中最难于判定的部分就是“量刑”。案件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而案件的判决结果则代表了政府、官方对这一行为所持的态度。这一判决结果会在社会上产生导向作用，法官需要在民意和法律规定之间做出权衡。而最终死刑的判决向民众传递的信息，即是法律对此类行为的警示。

张弘告诉记者，我国法律对死刑的判罚较为慎重，尽量“少杀、慎杀”。“故意杀人罪”的判罚由三年至死刑，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具体量刑时也要考虑其它加重或减轻罪行的情节。本案中，药家鑫杀害张妙之后驾车逃逸、并且撞伤两人，此为加重罪行的情节；他在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自首，此为减轻罪行的情节。但“自首”仅仅是可以减轻刑罚，而非必须。

她认为，案件审判过程中，在张妙家属和检察院态度坚决的情况下，死刑的判决是合理的；但考虑到药家鑫积极悔罪，如果他的父母主动赔偿、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那么判处死缓也是在司法实践中已有的做法。

对于“激情杀人”的辩护，张弘说，这是律师采取的辩护方法，想说明药家鑫不具有蓄谋杀人的、更恶性的加重量刑情节，而奖状等作为“品格证据”，也是起到减轻量刑的目的，但奖状对判决结果的影响“作用微弱”。

在药家鑫案做出判决前的一个月里，来自社会上各种传播媒介的评论与报道充斥民众的耳目。张弘认为，其中很多报道以炒作为目的，仅仅是为了迎合主流观点，此类舆论对案件公正判决带来的影响并不好。她告诉记者，在国外，陪审团成员都是在屏蔽报纸、电视等媒体的环境下参与庭审的。“司法公正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左右”，她说。

谈到“撞伤不如撞死”这一说法，张弘坦言，这是我国有关交通肇事的法律制度存在缺陷所导致的。给被害人的死亡赔偿金可以计算确定，而将人撞伤后所需的医疗费往往不易计数。“如果不对这方面的法律规定进行修改和完善，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再发生的。”

张弘说，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交通肇事造成一人死亡或三人受伤、以及重大财产损失的，将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当初药家鑫将张妙撞伤后，如果立即实施救治，那么这将只是一起交通肇事的民事案件。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如果被告人上诉，将由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判决，如果维持死刑判决，将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

                            关注的背后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撞车后怕麻烦不施救，反而杀人灭口。这反映出一种极端自私、怕负责任的心理，并且是以夺取他人生命为代价换取自己的解脱，倪晓莉说。她认为，尽管药家鑫案是个案，不能代表大学生群体，但不能不说这是应试教育的悲哀，是高等音乐院校培养出的“教育废品”。如果高校培养出的音乐人有才无德、有知识没人性，有文化没教养，那没有人会指望他们的音乐能陶冶心灵了。“我们的教育需要反思”，倪晓莉表示。

她用心理学上的“破窗效应”定律来类比药家鑫案件。犯罪心理学家凯琳提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繁荣。她说，从药家鑫案件中关注社会的“破窗效应”，弥补我们教育中的心理缺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反省与担当。在物欲横流的氛围中，药家鑫案件折射出的是我们对良知、道义以及温情、大义的反思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