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彭康书院电信、外语2013级党支部在东花园采访了西迁教授汪文秉老先生。汪老是交通大学52届毕业生，他毕业后就留校当助教，后升任讲师，56年随校西迁到西安，从此在交大的三尺讲堂上一站就是60多载，将自己的青春无私的奉献给了交大，奉献给了广大求知若渴的学生们。

汪老说他同期的毕业生大部分都去了东北、北京、和西北去工作，因为当时刚解放，国家还是比较贫穷落后，富国强兵依旧是当时的主题，而沿海和内地都要发展，都急需人才，所以当时交大的毕业生都很少留在学校，都去了祖国各地，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中去了。但由于国家当时发展太需要人才了，所以当时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53年的学生刚刚上完大三就毕业了，就被分配工作去了，从而导致54年没有毕业生，到了55年才开始又有毕业生。除此之外，还开设了2年的专科班，用于培养人才，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而汪老则以另外一种方式支持者祖国的建设——做一名人民教师，去培养更多的人才。

自从56年随校西迁到西安后，汪老就开始了人生又一段新的旅程。刚开始，他在生活上还是有些不习惯，因为当时的上海比西安富裕许多，许多基础设施西安都跟不上。例如：当时西安的公交车半个小时才来一辆，而当时上海市10分钟左右就来一辆，这给出行就造成了麻烦。连一些基础的设施，如理发店、洗衣房、裁缝店等都很匮乏，这些有的都是随学校从上海西迁过来的，以满足老师、学生们的需求。当时陕西省特别重视交大的后勤保障，都尽量满足老师们的需求。西迁过来时，老师们的入住房子已经准备好了。汪老笑称当时为“提包入住”。

汪老回忆说当时最麻烦的就是建立实验室，由于汪老当时教授的是关于通信方面的课程，需要做实验，但由于刚西迁过来，一些设施和设备都没有，这给实验的实施造成很大的困难。面对这样的困境，汪老和他的同事们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万难来解决问题。如一些没有的设备，老师们就自己动手做，从简单的电源到复杂的精密仪器，老师们都是自己做的。虽然很简陋，精确度还远远不够，但总算可以做实验了。汪老说当时最早的博士生论文就很少有数据，因为当时条件不允许，就很少做试验。连硕士生需要做的一些复杂的计算，也要去西工大的航空学院借用他们的机器。当时教学资源很匮乏，只有几台计算机器，学生们上课都是排队来使用，打印机用的也还是喷墨打印机。虽然这仅仅只是当时众多困难中的冰山一角，但汪老说：西迁在教学中碰到的问题与整个国家发展遇到的困难、问题是一样的。汪老认为在当时那个资源匮乏的时代，没有条件就要自己创造条件，要努力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在已有条件下争取做到最好。而这也与汪老对现今交大的期望相一致。

在科技创新方面，汪老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汪老认为：做科学，就不能懒，不能受一些不科学思想的影响。创新是好的，但不能空想与瞎想，为了创新而违背一些基本原理就是空想，是不可能成功的。创新要有科学依据，而要创新就要先好好消化本科学领域内的基础知识和已经解决的问题，并及时吸收他人优秀的知识。这样才能做出有用的成功的创新。汪老举了一个例子：在文革期间，为了在造彩电方面创新，就有人提出了用光的二基色代替三基色来进行试验。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样只会浪费时间与精力。汪老希望当今的创新能够吸取教训，不要犯类似的错误。

对于近20年来交大综合排名下滑这个问题，汪老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王老说他自己并不认同这个排名，而且他也不在乎这个排名。他认为排名高低并不是那么重要，现在要做的就是认清状况，找出可以改进的地方，不断地改进与进步才是最重要的。汪老认为搞得好的学校，好的专业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他们都是有坚实的基础，如东南大学的无线电专业在院系调整时就已经设立了，一直就很好，之后又没有走弯路，所以现在东南大学的无线电专业在全国的排名都是靠前的。相反，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也有不好的专业，那些刚刚成立还没有多长时间的专业不一定会有多好。西安交大的工科专业并不弱，如电气，能动等创建时间长，基础雄厚的专业在全国的排名中就一直名列前茅。而有些指标是无法比较的。汪老认为我们现在不能只是盯着排名不放，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思考如何解决现有的问题，要在现有条件下，做到最好，追求最优化，这才是当务之急。

最后，汪老还向在校生们提出了期许，他说一个大学生应该有自己的梦想，并认定自己的追求，时刻想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克服困难，奋力拼搏，这样才会取得成功的果实。汪老举例说当时他和他的同学理想都是要当一个科学家，而汪老及他的同学们也都时刻记着这个理想，在当时那么差的条件下，依旧积极、努力的学习，不仅好好的上自己专业的课，还经常去听一些名师的课来不断充实自己，使自己离既定目标越来越近。这是当代学子应该学习以及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