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迫切的任务

1956年8月10日在上海徐家汇车站，我们第一批大规模迁来西安的师生员工乘上开往西安的专列，冒着酷暑乘了两天的车抵达了西安。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解决如何开学的问题。教学和行政用房仅有中心楼和行政楼。而且虽然外壳完工了，内装修还没有完成。加上暑假前，因为上海流行性感冒大流行，1955～1956学年第二学期的期考被迫暂停。到西安后第一件教学工作就是给二年级同学安排补考事宜。教研室办公室没有地方，当时校长、教务长等负责同志都把自己的办公室先腾出来，让基础课的几个教研室先使用，以便做好各门课程的补考准备工作。出考题，印试卷，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总算将各门课程的考试进行完毕。各教研室分别进行判卷、评分。接着又开始了做新学期教学的准备工作。尽管当时的工作条件还很不正常，但是各教研室同志们高度重视教学质量，老交大的传统丝毫没有削弱，教学工作和在上海时相比没有打任何折扣。随着各部门不断努力工作，各种条件逐步完善，教学、科研工作也日趋正常，教学秩序也恢复到上海时的水平，生活上的困难相应逐步克服，一切走上正轨。我们也迎来了1957年的元旦、春节。当时大家都能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同心同德地圆满完成第一步的迁校工作，应当说是因为大家相信党中央的决策，能够服从国家的大局^①。

难忘的草棚大礼堂

随着西迁，学生日渐增多，教职员工陆续迁来，要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根本没有地方，因大礼堂迟迟盖不起来，为了解决开大会的困难，总务部门请来了南方的能工巧匠，在现1400大教室的位置，用竹子盖起了一座临时大礼堂，这个大礼堂跨度很大，能容纳5000多人开会。竹编的大礼堂可以遮风避雨，但是冬冷夏热。地下是砖、泥、沙混合地面，没有正规的椅子，只有一条条很长很长的长板凳，一条凳上可以坐七、八个人。这个礼堂虽然很简陋，但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开师生员工大会、文艺演出、放电影、开音乐会等，都在这里进行。记得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杨秉荪同志来学校为大家演出，就是在这个竹棚礼堂里进行的；他演奏了一首《云雀》，博得了师生员工及家属、孩子们的狂热鼓掌。这个竹棚礼堂沿用了好多年，直到基建要用地才拆掉。以后开会就改成以行政楼402会议室为中心会场，将广播喇叭接到中心楼8个大教室，只能间接收听，而不能面对面地开会了^②。

注① 节选自杨延箎《迁校的回忆》，原载于祝玉琴主编《交通大学西迁回忆录》，西安交大出版社2001年出版。

注② 节选自章静《难忘的记忆——迁校初期的二三事》，原载于祝玉琴主编《，交通大学西迁回忆录》西安交大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