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8年到1937年十年间，我校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不论办学规模还是办学水平，均达到了历史（1937年之前）最高水平。探其究竟，成因很多，除当时国内外趋缓局势下民族工业的大发展因素外，我校会议制度的健全与治理模式的教授化，亦是一重要原因。根据组织章程，我校除建立了基本的校务会议、教务会议、院务会议及系务会议制度外，为满足大学事务扩展需要，还设置了许多永久或临时性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学校计划的制订与执行。学校各级委员会委员由校长聘选，其中教授比重较大，呈现出鲜明的校长领导下的教授化治理特点。

以1936年为例，我校校务、教务委员会委员中，教授占比2/3，职员仅占1/3。我校常设的17个委员会（包含课程、设备、考试、招生、图书、出版、奖励、辩论、训育、体育、演讲、校产等等，涉及学校教学与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委员也大多为第一线教授和教师。如教学方面的考试委员会有委员18人，全部为教师，其中教授17人，副教授1人；课程委员会有委员11人，教师有8人，其中教授6人；总务方面的工务委员会有委员12人，11人为教师，教授10人（正教9人，副教1人）；思想教导方面的训育委员会有委员8人，除唐院和平院训育主任，其余6人均为教授。另外，除去由黎照寰校长任主席的7个委员会外，其余10委员会的主席均由我校知名教授（9正，1副）担任。这样，在我校的管理组织体系中，就现实地确立了教授对学校治理的话语权，利于充分调动教师参与校务治理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我校教授化治理效果明显。如1930年年代初图书委员会的成立，大大加快了图书馆的建设。图书委员会由黎照寰校长任主席，图书馆馆长杜定友任秘书，钟伟成、胡端行、李谦若、裘维裕、张廷金等各学院院长及中西文系主任唐庆诒、陈柱任委员。委员会通过加强对图书馆及各学科购书计划、经费预决算，以及图书馆主要法条等的审定，使图书馆工作发展迅猛。图书馆内功能日益完善，新增自修室和陈列室；藏书陡增，中西文藏书达七万五千册，杂志近千种，报纸五十余种，较1928年增长近一倍；新建防火书库，图书馆服务与安保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