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节选）

白居易

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

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

公元803年的长安，一位32岁的校书郎在长安常乐坊租下一处名为东亭的旧宅。搬家次日，他在宅中撞见一丛荒竹——枝叶殄瘁，无声无色。他蹲下身，芟翳荟、除粪壤、为残竹培土，为新竹辟壤，而后挥毫写下流传千年的《养竹记》。

这位校书郎叫白居易。此后40年宦海沉浮，从长安的朝堂到江州的芦花，从杭州的湖堤到洛阳的池台，《养竹记》中“本固，固以树德；性直，直以立身；心空，空以体道；节贞，贞以立志”的语句，像一根看不见的竹节，始终撑着他的脊梁。

白居易在东亭种下的，是一个“善建不拔”的自己。千余年后，另一群人在同一片土地扎下根来。1956年，交通大学从黄浦江畔西迁西安，校址恰好叠压在唐常乐坊、道政坊之上；1996年，西安交通大学在建校100周年之际重建东亭，新植翠竹，立《养竹记》碑于其间。

于是，白居易的竹语和今日的书声，在同一个空间里轻轻相拥：这片竹林，跨越千年仍蓬勃在长安城的晨昏里，保存着关于奋斗和风骨的新记忆。

东亭初栖　常乐坊中安此身

“西安交大兴庆校区地处唐常乐坊、道政坊旧址，白居易803年任校书郎时，租住了位于这里的关相国旧宅东亭，一住就是3年。”暮春4月，走在西安交大校园内，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原中文系主任李慧的讲述，让高校净土千年前的样貌重现。

唐时，东亭的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北邻兴庆宫，南接乐游原，东临春明门，西贴东市街，属人文荟萃、交通便利之地。更耐人寻味的是，有40多位著名历史人物曾在这片区域留下过踪迹，仅隋唐时就有20多位，文化积淀之厚重，远超一般坊里。

也许因为这样的“地利人和”，一代“诗魔”白居易，在人生仕途的第一站，看中了东亭。租住这里，于他既是现实考量，更有精神上的亲近——李慧指出，东亭原为名相关播旧居。关播为人忠厚务实，主张“任人唯贤”，其治国理念与白居易后来的为官实践高度契合。

白居易27岁通过县试，28岁通过州试，29岁登进士第，3年后又登书判拔萃科。相比许多蹉跎科场的唐朝文人，他的青年进阶之路堪称顺利。而在登书判拔萃科后，白居易被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这是他仕途的起点，也让他在长安度过了一段很是悠闲的时光。

秘书省校书郎的工作清闲到什么程度？白居易自述“三旬两入省”，即一月只需坐班两次。

俸钱有余，人事简单，校对书籍的工作更是信手拈来。于是，白居易在闲暇时很爱邀三五好友在东亭对饮、赏竹，留下“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这样相当写实的诗句。也正是这份清闲，给了他打量长安、审视自我的空间。

“东亭时期，是白居易人生观、价值观的成熟期，也是他的立志期。”李慧指出，古人讲究三十而立，白居易后来以“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评价自己的这段青春岁月，这“是非”不是市井闲言，而是对世道的判断、对自身位置的确认。

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是中晚唐社会的主要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选择入世，需要的不只是才华，更是人格上的准备。住在东亭的3年，恰好给白居易提供了充分的准备期。后来他能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精神原点大抵正在于此。

一个“清闲”的校书郎，在长安城东这片土地上，开始认真审视自我，也打量那个曾经盛大的王朝。

一竹寄志　墨痕深处立人格

搬到东亭第二天，白居易独自散步到亭东南角。

他看到了一丛快要死掉的竹子，没有竹叶该有的光泽，没有风过时应有的声响，询问关氏遗老才知，这是老相国生前手植。相国去世后，宅院几易其主，竹子被编筐做帚随意砍伐，所剩残株不足百根，连一根长竹竿都找不出来。

换作旁人，大概看一眼就走了。白居易没有，除草，清污，把残竹重新种好，给新竹腾留空间。做完这些，在亭壁题写《养竹记》“以贻其后之居斯者”。

《养竹记》开宗明义，将竹“本固”“性直”“中空”“节贞”的特性与君子“善建不拔”“中立不倚”“应用虚受”“砥砺名行、夷险一致”的德行联系起来，是其成为后世经典的关键所在。在不少学人的观点中，白居易入住次日即见荒竹而修葺、作记，本身就代表一种“入住即践初心”的宣告：这篇文章，是白居易为自己树立的人格理想，更是他一生坚守的人格准则——他为自己定下了如竹一般的“人生契约”。

白居易一生爱竹、写竹，但他在长安东亭时对竹的情感，与后来在杭州咏竹、在洛阳叹竹显然有本质不同。李慧认为，“在杭州任上所写的《题小桥前新竹招客》，心态是‘与竹同游’的闲适分享，于洛阳晚年留下《池上竹下作》时，竹已成为相伴他多年的老友，在东亭时期，白居易是‘借竹立身’，是照见了镜子——他在竹身上审视、比附，第一次完整建构出自己的精神世界。”

东亭岁月中，白居易看似闲居，实则将“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两种看似矛盾的人格同时解压在同一片土地上，他在这里确立的“竹之四德”，成为贯穿一生的行为准则；他在这里写下的“养竹即养贤”的政治理想，成为后来为官清廉、直言敢谏、体恤民生的精神源头。

无论顺逆，始终保持着如竹般的本固、性直、心空与节贞：白居易在东亭种下的那片竹林，长成了他一生为官做人的底色。

千年持节　清贞自守贯平生

在白居易之前，竹在《诗经》等文学作品中已开始代表君子意象。但学界普遍认为，系统将“君子与竹”品性逐条对应，是由《养竹记》完成的——《养竹记》之后，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成为君子品性的固定搭配，进入中国文人的集体记忆。

对于白居易个人而言，“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的意义绝不在写下的那一刻，而是在往后40年里的每一次“履约”。他后来的一切作为——在朝堂上的直言、在贬途中的坚守、在地方任上的体恤，以及在文学创作上的主张与实践，都可以在东亭那丛荒竹上找到源头。

如“本固”。住在东亭的3年，白居易表面清闲度日，但也没有在秘书省校书郎的闲职中消磨掉锐气。后来他写《卖炭翁》《观刈麦》，笔锋所向，皆是底层真实的生存困境。

如“性直”。元和三年，白居易任左拾遗，专门负责给皇帝提意见。他把这份工作做到了极致。为阻止宦官吐突承璀掌握兵权，他与宪宗在朝堂上激烈争论；宰相武元衡被刺，满朝噤声，又是他第一个上疏请求捕贼雪耻。

如“心空”。竹心空虚，故能受声、纳风、容物。白居易的“空”，不是空虚，是虚怀：为官时能倾听民间疾苦，为文时能让诗歌走向大众。李慧评价：“白居易真正想为劳动人民代言，想成为人民诉说疾苦的发声者，与此同时，他也毫不避讳地、直截了当地检讨自己、反省自身，这是一个文人的真正自觉。”

如“节贞”。元和十年，白居易因上书言事被贬江州司马。从长安朝堂到浔阳江头，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人生轨迹陡然转折。但他在江州写下的《琵琶行》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鸣，不是自怜，是推己及人的悲悯。任杭州刺史时，他修钱塘湖堤蓄水灌地千顷，浚城中六井供民饮用。无论身处何地、身居何职，那份“砥砺名行、夷险一致”的节操没有折断过。

千年以降，竹的节操仍是文人精神标杆。今人重读《养竹记》，不妨与时俱进地去以文养性：本固，是在浮躁中扎根——没有深根就没有高度，无论学业、事业还是人格，都需要一段沉默的扎根期；性直，是在圆滑中守直——直不是鲁莽，是不弯曲，可以委婉表达，但不能违背原则；心空，是在满溢中留虚——信息爆炸、意见充斥，现代人最缺的是“空”，竹的“心空”是虚而能受，保持开放才能持续成长；节贞，是在诱惑中持节——人生如竹，有节才能向上，每一次“破例”，都是在磨损自己的节。

青竹承风　校园书香继古心

1996年春天，西安交通大学百年校庆前夕，校园东南隅立起一座古朴典雅的亭园建筑，亭上匾额“东亭”二字出自启功先生之手，亭对面琉璃瓦壁墙上镌刻着霍松林先生手书的《养竹记》全文。壁墙后新植翠竹林，亭畔立白居易塑像。一座唐代文人空间在现代大学校园里复现。

从此，东亭不仅是历史遗迹，更是西安交大新生接受入学教育、开展党团活动、进行文化讲座的场所。东亭诗社在此成立，诗词大赛年年举办，中文系学生、东亭诗社成员杨静一和很多诗词同好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校园里，谈诗论赋与人工智能同时美美地生长。”

西安交大以工科见长，为何如此重视且长期守护东亭？李慧这样看跨越古今的精神呼应：“这背后有着一种清醒的治学理念：大学不仅是技术的传授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人格的塑造者。当学子漫步东亭，面对翠竹与《养竹记》碑文，他们能与白居易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共情——不是在书斋里读他的文字，而是站在他站过的土地上，看他看过的竹子。由此，君子精神变成可触摸的精神现场。”

西迁精神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东亭君子风骨的核心是“本固、性直、心空、节贞”。二者看似一为家国担当，一为品格坚守，实则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知识分子人格结构——西迁精神回答了“为谁而学”，东亭风骨回答了“如何为人”。

从公元803年到2026年，一千二百余年过去了。东亭的竹子消失又重现，枯了又荣，但那份精神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西安交大守护的不仅是一座亭、一片竹，更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范式，正如李慧所说：“诗在，竹在，品格在，长安就在。”

原文刊登于西安日报2026年4月23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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