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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西安交通大学西迁精神系列报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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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66年西安交通大学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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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交通大学校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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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交通大学西安校园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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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棚大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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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同学们在图书馆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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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压缩机实验室正在进行“风洞”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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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高压专业青年教师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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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交通大学师生们进行西安校园绿化。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交通大学15位老教授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交大西迁老同志们表示敬意和祝福,希望西安交大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1956年,作为东南翘楚的交通大学,为贯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从繁华的大上海迁至西安,在黄土地上永久地扎下根来,用青春和汗水为西部建设了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61年后,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西安交大决心再一次响应国家号召,投入新的时代洪流。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时代的召唤让当年参与西迁的西安交大老教授们热血沸腾。为此,史维祥、潘季、卢烈英等15位老教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西安交大将继承和发扬“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继续扎根西部,为西部大开发输出一流人才和一流成果的决心。
1955年的交大西迁,不仅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布局调整的一项重大决策,更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开创未来的一次伟大行军。
“支援大西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师生们当年响应西迁号召的振臂高呼声,又回响在这些老教授的耳边;4400多名交大人积极投身祖国大西北建设的身影,又浮现在他们眼前……
1.西迁,为了祖国的需要
1955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交通大学从上海迁至西安。交通大学西迁是国家调整新中国工业建设、文化发展和高等教育布局的重大举措,影响巨大、意义深远。1955年5月25日,时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彭康向师生们公布了西迁的决定。
起初大家还是有些犹豫,在了解到西迁的意义后,全校师生决定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执行西迁决定,在两年内完成迁校任务。师生们纷纷写信、投稿,表达他们不畏艰难、永久扎根、艰苦创业的雄心壮志。
1955年6月11日,学校的教务长陈大燮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迁校西安是政府的决定、祖国的号召,对国家工业建设意义重大,我们要坚决响应号召。当然,迁校西安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以信心和勇气克服困难。”
“离去西安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的心情格外激动起来。是的,要到大西北去了,我们怎能不兴奋、不喜悦?我们怎能不歌唱、不欢乐?西北期待着我们,期待着我们这批未来的工业战士。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困难作斗争。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祖国每一块土地都是我们安家的地方。我们全班30位同学向党宣誓:我们不但要愉快地迁往西安,而且我们将以更大的决心,更坚强的意志向科学堡垒进军!”这封电制专业56班全体同学致彭康校长的信中,充分表达了青年们投身西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情和决心。
师生们不怕困难,扎根西部,奉献青春的热情日益高涨。
此时的西安,交通大学新校园的建设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1956年6月初,交通大学先遣队已在西安新校址安营扎寨。后勤职工被分为两班人马,一部分在上海负责物资和人员的运送;一部分在西安负责物资设备接运,解决到达人员的吃、住、行问题。6月中旬,学校中心大楼、学生饭厅主体工程告竣;17幢员工宿舍和14幢学生宿舍基本完工;实习工厂、操场和福利用房开工兴建;机制专业、动力专业、电制专业、电力专业等几栋教学大楼以及图书馆大楼的设计接近完成。
西迁的方针是边建边搬,以保证当年顺利开学。1956年8月,在校园建设初具规模后,西迁工作迅速启动,全校师生克服一切困难,全力以赴开始西迁。
2.大西北,我们来了
1956年8月10日,在上海徐家汇火车站,1000多名交通大学教职工、家属、学生,在上海人民热烈而不舍的欢送声中,登上了“交大支援大西北专列”。
当时,每个人都持有一张学校特制的“乘车证”。这张粉红色“乘车证”的正面,是一列疾驰的火车图案,上面醒目地印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它表达了这些创业者火热的激情与所肩负的神圣使命。
当年的学生郑善维回忆道:“大家都为能参加祖国大西北建设而感到兴奋,同学们有说有笑谈论着有关迁校的话题。上海到西安全程约1500公里,需要30多个小时,也许是因为激动的心情无法平静,我们几乎没有睡意。从车窗向外望去,我们看到了广阔的平原、热闹的城市、林立的工厂、美丽的田园村庄,这些都使我们思绪万千:祖国,你是多么的辽阔,又是多么的富饶美丽。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把你建设得更加美丽。”
列车奔驰着,它载着希望、载着快乐驶向广袤的大西北。
与此同时,学校的图书资料和机器设备正有条不紊地搬运着。为保证教学用品在学生到达新校园时全部就绪,全校几十名后勤职工夜以继日奔忙在上海、西安两地,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有的同志甚至累得昏倒在岗位上,苏醒后爬起来接着干。在上海,每个家庭的所有物品都有人精心打包,安全运出;在西安,所有运来的物品都已在教师到达新家前摆放到位。在后勤职工的努力下,无论是课桌还是精密的仪器设备,各类物资都完好无损及时运到西安,甚至连职工托运的筷子都没丢一根。
在交通大学西迁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在历史的召唤下,钟兆琳、赵富鑫、沈尚贤、黄席椿等许多全国知名的专家教授,毅然放弃上海优越的物质生活,舍小家为大家,携儿带女举家西迁。他们率先垂范,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定的立场,影响着周围的师生。
教师沈德贤一家人在上海有一套高级住房,夫妻俩工资待遇丰厚。为了支持交大西迁,他们将上海住房捐献给政府,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来到西安。住房缩小了,福利待遇降低了,全家人却无怨无悔。教授陈大燮卖掉了在上海的房产,和夫人一起来到西安。
参与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胡奈赛教授说:“国家培养了你,叫你去哪儿你就应该去哪儿。”这是所有交大西迁人共有的初衷。
1956年9月,到达新校园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已有6000余人,后续人员还在不断抵达西安。远道而来的教师们顾不上休息,一下车就立刻着手解决如何开学的问题。经过紧张的筹备,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学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学典礼。
3.新起点,勇敢前行
一株在黄浦江畔生长了整整60年的大树,就这样在大西北黄土高原深深地扎下根来,同样参天葳蕤,更加枝繁叶茂。
在极其繁重的迁校任务下,交通大学并没有放松对青年师生的培养与提高,没有放松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的研究与探索。
9月17日,置身新环境的教师和学生们走进教室,开始上课。他们认真地学习,一丝不苟地开始实验、实训,一切都一如既往地井井有条。
师生员工们坚持和弘扬老交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办学传统,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踏踏实实地钻研探讨,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千方百计地加强校内外实习实验基地的开拓和建设,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务实创新。
西迁师生员工在艰苦岁月的磨砺中创造了崭新的业绩:没有因为迁校而迟一天开学,没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误原定的教学实验,这实在是一个奇迹。
1956年9月,开学前后的交大西安校园虽已初具规模,但也只能保证最基本的学习生活条件,校园看上去还是像一个喧闹的大工地。
一位当年西迁的学生叙述了入校时的情形:当时学校的大门还是用竹子临时扎起来的。西安的8月份正值雨季,从北门口到学生第一宿舍的路还没有建好,只有一条泥泞的小路,走上去要溅一身的泥点。除刚建起几幢必要的大楼外,其他的建筑还在施工,从上海搬来的设备无处安放,只能放在室外。同学们在校园里时不时会碰到野兔,有时晚上还能听到狼叫。
从教学区通往学生生活区,要跨越一条深沟。为便于通行,学校在上面架起了一座毛竹捆绑而成的竹桥。每天有数千名师生在上面往来行走,竹桥“咯吱咯吱”的响声应和着年轻人的欢声笑语,很是热闹、壮观。
这样艰苦的环境并没有让交大师生退缩,他们反而充满了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陈翰教授回忆道:“1956年9月,校园内正在基建,到处都挖了沟槽,准备埋水管和暖气管。当时正值雨季,沟沟坎坎加上泥浆,行人极易摔倒,我也摔过两次。走进教室时,一身泥污,脸上还留有一些泥巴,学生们笑了,我也乐了。说实在的,当时大家并不感到苦,共同的信念就是要把学校建好,早日安顿下来,走上正轨,让交大这块牌子永远光辉绚丽,多出人才,多作贡献!”
当年的交通大学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草棚大礼堂”,每个经历西迁的人都对它记忆犹新。1957年,学校的大礼堂还没有建成,为了尽量满足迁校后的实际需要,学校请来南方工匠,用竹子精心搭建了一座令人称奇的“草棚大礼堂”。
“草棚大礼堂”依地势而建,用竹篱笆做墙,大竹子做梁,茅草做顶,能容纳5000多人开会。里面没有正规的椅子,只有一条条长板凳,一条凳子上可坐七八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校开大会、办文艺演出、放电影、开音乐会等都在这里进行。“草棚大礼堂”给当年的西迁师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如今,年轻教师听到这些过往,常常会问那些耄耋之年的西迁老同志:“您有没有后悔过?”他们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从不后悔!在大西北为祖国贡献了一所著名大学,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在61年里,西迁的交大师生们历经风雨,扎根黄土地矢志不渝,他们在困境中艰苦创业,为建设西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用自己的行动铸就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注:本文原载于陕西日报2017年12月17日第三版整版,文章链接为http://esb.sxdaily.com.cn/sxrb/20171217/html/page_02_content_000.htm